逻辑思维

    [美]理查德·尼斯贝特 著

    张媚 译

    中信出版社目录

    序言

    第一部分 思考“思维”

    第1章 推理的世界

    第2章 情境的力量

    第3章 发现“理性的”无意识思维

    第二部分 告别沉闷的科学

    第4章 你应该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吗？

    第5章 倒掉的牛奶与免费的午餐

    第6章 掩饰缺陷

    第三部分 编码、计算、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

    第7章 概率和样本量

    第8章 错误的“关联”

    第四部分 实验

    第9章 忽略最具价值者的观点

    第10章 自然实验与恰当实验

    第11章 实验经济学

    第12章 放弃提问，做个实验第五部分 东西方的思维对话

    第13章 逻辑

    第14章 辩证推理

    第六部分 认识这个世界

    第15章 大道至简

    第16章 真实，真实

    总结 常人科学家的工具箱

    致谢

    版权页序言

    科学的逻辑即商业和生活的逻辑。

    ——约翰·穆勒

    早些年，如果要涉足调查研究领域，几乎每个进了顶尖大学的学生都需要掌握

    一些三角学；而如今，最基础的理论则是概率，其中统计和决策分析尤为重要。

    ——劳伦斯·萨默斯，曾任哈佛大学校长

    “余弦”这个词绝不会出现。

    ——罗兹·查斯特，《成年秘密》

    你花12美元买了一张电影票，但是在观影一个半小时之后，你失望

    地发现影片极其无聊乏味。此刻，你应该坚持留在影院，还是立即离开

    呢？

    你投资了两只股票，其中一只在过去几年一直表现极佳，不断上

    涨，另一只则让你遭受了微小的损失。眼下你需要一些钱，不得不抛售

    其中一只股票。你是会卖掉那只成功的股票，以避免被套牢在那只失败

    股票带来的确定损失里；还是会卖掉失败的股票，并寄望于那只成功的

    股票会继续表现良好，让你赚到更多的钱呢？

    你必须在求职的两个候选人之间做出抉择。候选人A比候选人B的

    工作经验丰富，也有更强的推荐人。然而在面试中，候选人B表现得更

    出彩，也更具活力。你会雇用哪一位呢？

    你是一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有好几位女性应聘者写邮件给你，抱怨公司录用了实力不如她们的男性应聘者，而拒绝了她们的申

    请。你如何调查在招聘过程中是否真的存在性别歧视问题？

    《时代》杂志最近的一篇报道指出，父母不应该试图控制孩子摄入

    的食物，因为如果父母这样做，他们的孩子可能会超重。你发现这个论

    断中的疑点了吗？

    那些每天小酌一两杯的人比其他人面临的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少。如

    果你先前只习惯略抿一两口酒，现在你会喝上一两杯吗？如果之前不喝

    够三五杯酒便不过瘾，现在你会少喝一些吗？

    上述种种问题不会出现在你的智力测试题目中，但是针对这些两难

    问题，的确存在较拙劣和较明智的不同解决办法。当你读完这本书的时

    候，你便会拥有一个认知工具箱帮你有效思考这些问题，当然更重要的

    是，它会让你的思维方式焕然一新，决然不同于从前。这些工具包括科

    学家在多个领域中发展总结出的100多个概念、原则、推理的规则，它

    们多见于心理学和经济学领域，当然统计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也贡

    献不小。有时候，基于常识去解决问题会导致错误的判断和不当的行

    为。这本书所介绍的概念会向你展示如何有效地思考和行动。这些想法

    为我们的常识提供了注脚——你能够学到新的原则和规则，将它们毫不

    费力地自然应用到日常生活中那些突然出现的诸多问题中。

    本书还解释了一些如何实现推理和做出有效推断的最重要的问题。

    如何解释一件事？(可以是任何事，比如我们的朋友为什么做出如此恼

    人的事？为什么一件产品上市后不受欢迎？)我们如何辨别那些偶然联

    系的事件与只是在特定时间或地点彼此联系的事件之间的区别？什么样

    的知识是确定无疑的，什么样的知识只是某种推测？在科学研究和日常

    生活中，一个好的理论应具备怎样的特征？我们如何分辨出哪些理论是

    可以被检验的，哪些理论不能？如果我们已知一个理论，它讲述了某种

    有效的商务或专业实践方式，那么应当如何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证明

    它？媒体总是用海量的所谓科学发现轰炸我们的认知，然而它们当中的

    大部分都是错误的。我们怎样才能正确评价媒体呈现给我们的那些相互

    矛盾的科学论断呢？什么时候我们应当相信专家——假设我们在海量信

    息中能找到那些专业术语，而什么时候应当存疑？

    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做出各种选择，让决策帮助我们

    以最佳方式实现目标，并且真正改善我们自己和他人的生活？

    “推理”真的是可以传授的技能吗？

    世上真的存在某种方法，可以让人们在学习之后更有效地思考吗？

    不仅仅是知晓更多的事情，比如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或者开平方根的步

    骤，更包括学到确切的推理思考方法，人们借此可以更加准确地处理个

    人和专业方面的问题，让结果更令人满意。

    尽管2600多年来，哲学家和教育家总是信心满满地宣称“推理”是可

    以教授的，然而这个问题的答案远远谈不上清晰明朗。柏拉图曾

    说：“即使是愚笨之人，如果他们接受了算术训练……其反应速度也会

    比之前快……我们必须努力劝说那些将领导我们国家的人，去学习算

    术。”后来，罗马的哲学家们又摸索出学习语法和锻炼记忆力的方法，以此来提高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中世纪的学者则强调逻辑的重要性，尤其是三段论(例如，所有人的生命最终都会衰亡。苏格拉底是一个

    人，因而他终将面临死亡)。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们又加上拉

    丁文和希腊语，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使用这两种语言有益于传承古典文

    明。

    人们钻研算术、逻辑和语言学规则的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至到了19

    世纪，一些人还笃信基于复杂规则体系的纯粹脑力训练足以让人们更加

    聪明——任何复杂规则体系皆可。一位19世纪的教育家坚持认为：“作为一个英国人和一位教师，我认为在教育英国的孩子时，拉丁文不可能

    是一个更好的教学工具，这一点很明显。就教育本身而言，掌握一门语

    言并不那么重要，要紧的是习得它的过程。如果说将拉丁文作为教学工

    具有一点好处的话，那便是它无与伦比的高难度。”

    然而，并没有一丁点儿证据可以证明这些教育家的观点——无论是

    柏拉图的说法，还是那些年迈守旧的拉丁文教师的看法。因而，在20世

    纪初期，心理学家开始尝试挖掘一些科学证据，以支持存在思维推理过

    程，以及如何提升思考能力。

    这些早期的研究对后来出现的“形式训练”(formal discipline)，即

    训练人们如何思考而不是如何获知信息，没有什么帮助。19世纪与20世

    纪之交，爱德华·桑代克坚持认为，再多的脑力训练或者钻研那些抽象

    的思考之术也无法让人更聪明，教育学中的“学习拉丁文”理论也并不奏

    效。他表示，自己通过实验证明了，那种把从一个认知任务上学到的技

    能代入另一个任务中的“迁移训练”(transfer of training)只会发生在两

    个问题的具体情境极其相似的情况下。但是，桑代克所研究的任务有时

    候并不能真正算是包括了逻辑推理过程的任务。比如，练习删除句子中

    的单词并不能让人提高删除整个文段中某些部分的速度。你很难认可这

    种状况包括了逻辑推理的过程。

    20世纪中期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赫伯特·西蒙和艾伦·纽厄尔也表

    示，人们无法习得关于逻辑思维的抽象规则，并且提供了一些更有力的

    证据。然而，他们的论断仍是基于十分有限的观察。学会了解决汉诺塔

    问题(当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可能玩过，将一根柱子上套着的一叠圆盘

    移动到另一根柱子上，其间不能将大圆盘放在小圆盘之上)并不能帮你

    解决传教士和野人问题——你需要设计出一个过河方案，需要保证在任

    何时候，船上野人的人数都不超过传教士的人数。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

    相同的，但是人们并不会因为会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就能自然地成功解

    决另一个问题。这个结果很有趣，但是仍不足以说服我们，人们不能通过训练而从特定的问题解决方法中总结出可用于解决同类问题的通用方

    法。

    瑞士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致力于研究儿童的学习过程。

    20世纪中期的主流思潮认为，不存在可用于逻辑思维的抽象法则，而皮

    亚杰是反主流的一个例外。他认为人们的确拥有这样的法则，包括逻辑

    法则和用以理解抽象概念(例如“概率”)的定式(schema)。然而，他

    相信这些法则无法被教授，孩子们只能在不断遇到问题的过程中总结出

    规律，他们需要自己发现解决每种具体问题的特定法则。并且，人的全

    部世界观将在青少年时期成形，每个具备正常认知状态的人都会终身保

    有他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世界观。

    在皮亚杰的观点中，只有一点是正确的，即人们会将自己习得的对

    世界的认识应用于日常生活，而他的其余观点则是错误的。人们形成的

    世界观可能源自对自身经验的总结，也可以由他人教授(其实在青少年

    时期之后，我们仍在不断学习)，人们在推理时运用的特定抽象规则体

    系往往大相径庭。

    20世纪初的心理学家们认为“形式训练”是无稽之谈，他们提出了十

    分重要的一点：单纯通过训练大脑并不能让人变得聪明。思维训练的原

    理有时类似肌肉训练，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大量进行举重训练可以增

    强你的力量，但是用旧思维思考任何事都无法让你更聪明。学习拉丁文

    几乎不会让你在逻辑思维上获得任何提升。在构筑思维的“肌肉”时，你

    要学习的概念和规则背后的本质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你学习的某些东

    西是无用的，而有些则是无价的。

    跨界认知

    我一直坚信，将某个科学领域中的观点放到另一个领域中可能会极有价值，而这一点也是我完成此书的契机。学术界有个颇受欢迎的流行

    说法——“跨学科”，但我敢肯定一些人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并不能解

    释“跨学科研究”究竟好在哪里。然而，它的确是无与伦比的，让我来告

    诉你原因。

    科学常被比作“无缝隙的网”。意思是，一个研究领域中的事实、方

    法、理论和推理的原则可能对其他领域的研究大有裨益。哲学和逻辑确

    实能影响几乎所有科学领域的思维方式。

    物理学中对场论的研究让心理学界开始关注场论的概念；粒子物理

    学家则会使用心理学家设计出的统计方法；研究农业应用的科学家发明

    的统计工具对于行为科学家意义深远；心理学家由老鼠如何学会走迷宫

    而推演出的理论启发了计算机科学家，后者借此研究如何让机器学会学

    习。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8世纪苏格兰的哲学

    家关于社会系统的构想，尤其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即社会财富来源于

    理性行动者对于自身私利的追求。

    今天的经济学家对我们理解人类的智识行为和自我控制做出了巨大

    贡献。心理学家会从经济学中有关人如何做出选择的观点中汲取灵感，而经济学家的科学研究工具又因为吸纳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实验技术而

    得到长足发展。

    现代的社会学家要特别感激18世纪、19世纪的哲学家，那时的哲学

    思想深刻启发了人们对社会本质的认知，其影响延续至今。认知和社会

    心理学家扩展了哲学家所提问题的范畴，并且找到一些长久以来悬而未

    决的谜题的答案。关于伦理的哲学讨论和涉及世界观的理论引导着心理

    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神经科学的研究和相关概念正让心理学、经济

    学，甚至是哲学领域悄然改变。下面的几个例子来自我的研究经历，它们展现了从一个科学领域借

    来的东西是如何深远影响另一个领域的发展的。

    我接受过社会心理学的学术训练，但是在我研究生涯的早期，我主

    要关注饮食和肥胖问题。在我开始研究工作的时候，无论在科学上还是

    在医学上，传统观点都是，超重的人是因为自身摄入食物过多。但实际

    上，大多数超重的人很明显都处在饥饿状态。心理学家借用了生物学中

    的“设定值”这一均衡概念来研究肥胖问题，例如人体会试图维持一个温

    度的“设定值”。肥胖的人体内脂肪与其他物质比值的“设定值”与体重正

    常的人不同。但是社会规范会催促他们变瘦，此时他们便会进入习惯性

    饥饿的状态。

    我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如何理解导致他人和自身行为的动

    因。物理学中的场论概念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新近研究表明，人类行

    为更多是受到环境和情境因素的影响，而不是个体内在因素，例如性

    格、能力和偏好。这一认知让我们容易看清我们在解释行为动因时的随

    意性。在分析我们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甚至是某些客观事物的状态时，我们常会忽略一些环境的因素，反而过度强调了个体本身的特征。

    在学习因果归因法时，我越发明显地意识到，大部分情况下，我们

    在探求自身行为的原因时视野是极其有限的；我们没有直接途径理解我

    们的思考过程。这一有关自我意识研究的进步主要归功于迈克尔·波兰

    尼，这位化学家扭转了科学哲学领域的发展趋势。他认为，我们拥有的

    大部分知识，甚至是对专业领域的认知(或者说尤其是这样的专业认

    知)都是“沉默的”，它们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用语言阐释。我和一些学

    者针对这种思考特性做了一些研究，我们对以前那些基于自我报告的思

    维过程和分析个人行为动因的科学研究提出了质疑。这项研究引起了心

    理学，乃至整个行为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测量方法的变革。该研究也让一

    些学生确信，对行为动机和目标的自我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靠的

    ——其原因并非自我提升或自我保护，而是思维过程本身是极难被感受和描述的。

    在自我报告中发现的错误，让我开始怀疑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推

    理的准确性。受到认知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的启

    发，我将人们的逻辑思维过程与科学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符合逻辑

    的标准进行比较，发现人们大部分的判断发生了系统性错误。人们的推

    论常常破坏了统计学、经济学、逻辑的原则和基本的科学方法论。而心

    理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影响了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

    最后，我的一项研究表明，东亚地区的人和西方人在认知世界的过

    程中有时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思考为这

    一学术议题提供了指引。随后，我更加确信，东方人的思维习惯，即辩

    证法，为思考提供了强大的工具，而这种方式可以造福西方人，就像这

    些年来西方人曾经为东方人带来理念帮助一样。

    学会科学与哲学的认知方式，让日常生活中做出的决策

    迅速而准确

    我对逻辑推理的研究深深影响了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思维过程。我不

    断地发现，许多跨学科的科学概念正左右着我解决专业和个人问题的思

    路。同时，我也不停地在自我学习和教授他人各种思维方法的过程中意

    识到自己犯了许多错误。

    自然地，我开始思考其他人是否也会因为在学校里学到的思维框架

    而影响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判断。起初，我很好奇如果有人只是通

    过一两门课零散地接触了小部分逻辑推理的概念，而不是像我一样天天

    浸淫在思维概念中，那么他们受到的影响会有多大呢？在20世纪，人们

    仍旧怀疑思维方法是否能够习得，这个疑问也一直困扰着我。我实在是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人们在大学里修读的课程的确会影

    响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并且程度极深。逻辑法则、统计原理(例

    如大数定律和趋均数回归)、科学方法论的一些原则(例如在进行因果

    推断时如何设计控制组)、古典经济学理论、决策论的概念，以上种种

    都会影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推理判断。这些原则和理论会辅助人们在

    运动赛事中拟定策略，让人们为雇用职员设置出最佳招聘流程，甚至帮

    助人们解决一些小问题，比如是否要放弃口味不佳的一餐。

    自从人们利用大学课程的内容解决了不少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后，我

    便决定看看自己是否能在实验室中传授这些有关思考的概念。我的同事

    与我一道研究出一些教授人们推理原则的方法，它们对于我们解决日常

    的个人和专业问题很有帮助，人们也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这些简明步骤学

    会思考的方法。教给人们大数定律的概念，可以让他们明白在对某个事

    物或某个人做出准确判断时需要多少证据支持。教会人们利用经济学原

    理规避机会成本，可以让他们更有效地利用时间。更有趣的是，我们有

    时会在人们学习几周之后做回访，但是并不让被访者意识到自己正被调

    查，比如像某些社会调查研究者一样采取电话民意调查的形式。我们欣

    喜地发现人们常常会将那些他们在实验室中学到的重要能力应用在日常

    问题上。

    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如何在最大程度上让人们将推理原则付诸

    实践。我们可以在特定的领域中将那些极佳的推理原则运用得炉火纯

    青，但是在遇到一些不那么明显的问题时就不知所措了。而实际上，这

    些推理的原则应当被更充分地使用，人们也能更好地掌握。关键有两

    点，一是明确思考的工具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之间的关联，从而学习

    如何搭建出整个事件的框架；二是学习如何把思考的工具落到实处，应

    用它解决问题。我们通常不会想到深入认识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在某个事

    件中的作用，也不会把这种对人的认知当作一个影响事件的重要因素来

    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分析，但它实际上是必要的。如果能这样思考问

    题，那么我们既能在分析人性在事件中的影响力时更加谨慎，也能更准确地预测一个人未来的行为。

    我在本书中讨论的一些特定概念是依照以下一些标准确定的：

    1.这个概念应当是重要的——无论对于科学领域，还是对于日常生

    活。中世纪以来形成了许多三段论式的推理方法，但其中只有少量思考

    方法适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本书就将提及这些少量的方法。此外，已有众多逻辑推理的方法被证明是存在谬误的，但在这众多所谓的谬误

    中只有相当少的一部分被学者确证，因此本书中仍会提及这些所谓

    的“错误”的思考工具。

    2.这个概念应当是可被传授的——至少在我看来。我知道有许多概

    念都可以教给大家，以便你们在科学研究、专业工作或日常生活中遇到

    具体问题时使用。另外，有些概念是可以在大学课堂上学会的，而我也

    在实验室的项目中成功传授了不少概念。至于剩下的一些概念，我想它

    们都与我在本书中介绍的概念大同小异。

    3.大多数将被提及的概念都是构成我们思维体系的核心部分。例

    如，在传统的统计学专业第一学期的课程中会讲授的概念都将在本书中

    出现。这些概念对于我们在广泛领域内解决问题都是极为重要的：从选

    择哪项退休计划到你如何知道自己有足够的证据判断一个应聘者是否会

    是一个好雇员。当然，进修统计学的课程不会让你在解决问题时高枕无

    忧。不过，了解统计学之后，人们会明白可以针对特定的数据应用不同

    的统计工具，统计学的应用并不局限在某些类型的问题上。这本书会告

    诉你，在遇到事情时，你完全可以去使用那些设计的并不完美但的确有

    效的统计原则。书中还涉及微观经济学和决策论中的基本原则、将科学

    方法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时的基本法则、形式逻辑的基本概念、大

    量人们不甚熟悉的辩证推理方法，以及一些由哲学家演绎的最重要的概

    念——他们研究科学家和普通人如何思考(或者说应当如何思考)而生

    发出这些概念。4.本书介绍的各概念可以成为联合论证的工具，帮助我们从多个角

    度理解特定的问题。比如，一个在日常生活中的严重错误可以大致从三

    个侧面包含的细节来分析：事件中的人、事物和事件本身。这个严重的

    错误是由至少4个相互关联的错误类型导致的：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

    是统计上的，一个是认识论上的，另一个则有关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关

    注人对于世界本质的信仰)。只要我们能充分理解其中任何一类概念，就能解决特定问题，而这些概念也可以相互补充和支持。

    本书提及的每个概念都与你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息息相关。我们失去

    了一个交朋友的机会，是因为信息不充分而做出了轻率的判断。我们雇

    用了能力并非最强的求职者，是因为我们太相信所谓的一手信息，而相

    对地，我们遗漏了大量更有价值且深入的信息源。我们会失去金钱，是

    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决策时需要应用统计学的概念(如标准差和回

    归)、相关的心理学概念(如禀赋效应，它会让我们为了并不好的理由

    保留一些东西)，以及经济学概念(如沉没成本，它会让我们不当投

    资)。一些我们吃的食物、服用的药物、摄入的维生素和其他补品对我

    们的身体并无益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在评估一些所谓的关于

    饮食的科学建议时没有足够的技巧。社会上存在一些导致我们的生活质

    量下降的政府政策和商业实践，这是因为它们没有被有效地评估，并且

    在其出现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被检验——有时我们甚至要付出几十

    年和上百亿美元的代价。

    篇章概览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以及自身的思考——我们如何

    应对万事万物，事情如何被我们弄得很糟糕，如何去弥补，以及我们如

    何更好地利用头脑中的一些“暗物质”，比如说潜意识。

    第二部分是关于选择的——在古典经济学家眼中人们是如何做出选择的，学者如何判断人们应该做出何种选择；现代行为经济学如何解释

    人们进行决策的过程和它们在哪些层面上要优于古典经济学中给出的解

    决方案。这一部分提供了不少建议，可以让你在生活中避免各个领域中

    的选择陷阱。

    第三部分讲述了如何更准确地对这个世界上的事物进行分类，如何

    分辨清楚事件之间的关联，以及很重要的一点，即如何避免“看到”那些

    并不存在的“关联”。在此，我们探寻了在面对媒体信息、在办公室工

    作、遇到投资牛市时如何发现思考过程中的错误。

    第四部分有关因果关系：如何分清楚两种情况，即一件事情确实引

    发了另一件事情的发生，两件事件的发生时间和地点恰好比较接近但实

    际上并无因果关联；如何通过确认实验中的一些情况(也只是在实验

    中)，让我们确信有些事情是有因果联系的；我们如何学会在对自身进

    行实验时感受到更多的快乐，让自身行事更有效。

    第五部分介绍了两种大相径庭的思考类型。一种是逻辑，它抽象而

    偏于形式化，一直是西方式思维的核心。另一种是辩证的思考方式，它

    包含了对事实进行判断的原则和具体的行事方法。这种思考方式占据了

    东方式思维的中心。西方式思维自苏格拉底时代起就有了较为成熟的描

    述，然而直到近期，思想家们才开始试着将辩证的思考方式纳入统一的

    体系，或者将它与形式逻辑的传统进行联系。

    第六部分分析了一个可用来认知世界的良好理论需要哪些要素。我

    们如何确认我们信仰的事物的确是真实的？为什么一些简单的解释常比

    复杂的说明更具说服力？我们如何避免提出那些草率而通常像是随口讲

    出的理论？理论如何被证实？以及我们为何要对任何所谓的定论都保持

    怀疑的态度，即便这些定论至少在原则层面上不可被证伪？

    本书的各部分相互支撑。当理解了在思维生活中我们能够观察什

    么、不能够观察什么之后，我们便会明白在解决问题时，什么时候该依赖直觉，什么时候该求助于外在的原则，比如分类、决策，或者对于因

    果解释的评估。是否能学会将选择的效益最大化，取决于你从潜意识中

    学到了什么，也取决于当你在选择如何行动或估测什么东西会让你幸福

    时，如何让理性和潜意识在你思考过程中扮演同等重要的角色。要学会

    统计法则，我们需要求助我们进行因果关系分析时所用的法则。因果关

    系分析法促使我们相信实验的说服力远大于对事件的简单观察，并且这

    些知识向我们展现了“做实验”对于我们判定“在个人行为和商业活动中

    哪些行动最有益于我们自身”的重要意义。学会逻辑和辩证式的思考过

    程会为我们以多元方式提出认知世界的理论提供建议，而这也反过来告

    诉我们哪类方法在检验理论的真伪时是必须采用的。

    读完这本书，你在智商测验中的分数并不会提高，但是你会更明

    智。第一部分 思考“思维”

    在解释人类思维如何运转时，心理学领域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这

    些观点会改变你对“自己到底在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理解。

    第一种观点是，我们的世界观是以解释的方式建立的——逻辑推理

    或者诠释。我们对于人、情境的判断，甚至是对整个物质世界的观念都

    仰仗我们既有的知识和潜在的思考过程，而并非来自对于现实的直接解

    读。如果能透彻理解“我们的世界观建立在逻辑思维之上”的内涵，你便

    会惊觉提升我们思考能力的逻辑工具极其重要。

    第二种观点是，我们所处的情境塑造我们的想法，决定我们的行

    为，其影响程度之深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相对地，人内在的心性——个

    性、对事物的态度、能力和品味，实际上对我们处世方式的影响要小得

    多。因此，在寻找人类(包括我们自己)形成特定的观念、以特定的方

    式处世的原因时，我们常常犯错误。但是，我们还是有可能在一定程度

    上克服“基本归因谬误”。

    第三种观点是，心理学家愈加注意到无意识思维的重要性，实际

    上，人脑在无意识状态下记录的外界信息甚至比有意识观察到的还要

    多。许多对于我们思维和行为产生影响的最重要的因素都隐藏在我们的

    视野之外，而我们也从来不会直接感受到帮助我们形成观念、信仰和行

    为的思维过程。幸运的是，也许应该说令人惊喜的是，所谓的“无意识

    思维”也几乎像“有意识思维”一样具有“理性”，它解决了许多有意识的

    思维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学习一些简单的策略，我们就能培养出

    以“无意识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第1章 推理的世界

    如果对于世间万物没有一种适用性极强的简化方式，我们的世界将处于一种无

    尽扩展且无法定义的纠结状态，这样的世界会让我们失去辨明自身和采取行动的能

    力……我们必须要将所有的认知简化成一种模式。

    ——普里莫·莱维，《被淹没与被拯救的》

    第一个棒球裁判说：“我依照自己看到他们的样子称呼他们。”

    第二个裁判说：“我依照他们是谁来称呼他们。”

    第三个裁判说：“直到我称呼他们，他们才有了意义。”

    当我们看到一只飞鸟、一把椅子或是一次日落时，那种感觉就像是

    我们简单直白地记录下了这个世界的样子。然而，我们对整个物质世界

    的观感深刻地依赖于一些默认的知识和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思维过程，是

    这些隐藏起来的东西在帮助我们了解一些事物，或者将其准确分类。我

    们知道，观念是头脑在分析了证据之后进行再造的结果，因为我们可能

    在推理过程中创造出一些场景，而这些场景会让我们在无意识的状态下

    误入歧途。

    来看一看下面这两张桌子。很明显，其中一张桌子比另一张更长，也更窄。心理学家罗杰·谢巴德设计的视觉谬误图

    明显，但并不正确。图中两张桌子的实际长度和宽度都是相同的。

    错误的印象来自我们的认知系统的误导，我们注意到了左边那张桌

    子的短边和右边那张桌子的长边。我们的大脑就是这么奇怪，它会使那

    些出现在我们视点之外的线“伸长”。这是人类大脑的一个优势。我们逐

    渐适应了三维的世界，如果我们的思维不对落在视网膜上的视觉观感横

    加干预的话，那么我们感知到的物体会远比它们的实际尺寸要小。然

    而，潜意识会影响人类感知，它诱导我们在感知二维图形时犯错误。因

    为大脑会自动将我们看到的远处的事物放大，图中那张放在左边的桌子

    会显得比其实际长度长，而右边那张桌子则显得比其实际尺寸宽。当物

    体并未真正被挪向远处时，大脑的“自动纠错”系统会产生错误的认知。思维定式

    当我们发现大量的无意识思维过程让我们正确地理解这个世界时，我们就不会感到很沮丧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三维的世界里，大脑虽然会

    在被迫要处理一些二维信息时犯错误，我们却不必为此忧心忡忡。更让

    人不安的其实是我们对非物质世界的认知，包括我们对于他人性格的认

    识，这些抽象认知最终都建立在既有知识和潜藏的推理过程之上。

    “遇见‘唐纳德’”(Meet “Donald”)是一个虚拟人物实验，它被应用

    在很多领域的研究中。

    唐纳德花费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寻找他所憧憬的激情时刻。他已

    经攀上了麦金利山，乘着皮筏拍摄了科罗拉多的激流，参与了撞车大

    赛，还在对船舶知识了解甚少的情况下驾驶过一艘喷气动力船。他数次

    因冒险而受伤，甚至危及生命。现在，他又开始寻求新的刺激。他在考

    虑，是尝试一些高空跳伞项目，还是乘帆船横渡大西洋。从唐纳德的行

    为中，人们很容易猜到这是一个对自己的各种能力极为了解的人。除了

    一些生意上的事儿，唐纳德和外界联系甚少，他觉得自己真的不需要依

    赖他人。一旦他打定主意要做什么事情，便一定能做得挺好，不论做这

    件事需要多久，或是有多难。他很少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即使他可能并

    不是完全正确。

    在读到这段关于唐纳德的描述之前，实验对象先参与了一项伪“认

    知实验”，研究者向他们展示了一些描述人的性格特点的词汇。一半实

    验对象看到的是10个词中的“自信的”“独立的”“冒险的”“坚持不懈的”；

    另一半实验对象则看到“鲁莽的”“自负的”“冷漠的”“固执的”等词。接

    着，实验对象进入“下一个阶段的研究”，他们被要求阅读有关唐纳德的

    段落，并对他的人格特点做出评价。关于唐纳德的段落被故意写得语意

    模糊，人们无法判断他是一个有魅力的、具有冒险精神的人，还是一个

    讨人厌的、鲁莽的人。先前的伪认知实验降低了人们认知的模糊性，塑造了人们对唐纳德的评价。那些看到“自信的”“坚持不懈的”等词的人对

    唐纳德做出了基本正面的评价。那些词让他们在脑海中形成了一个积极

    的、充满激情的、有趣的人的形象。看到“鲁莽的”“固执的”等词的人则

    在头脑中形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人的形象，此人只关心自己的快乐和兴

    奋感。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心理学家已对定式的概念进行了诸多应用。

    这一术语是指我们借以描述这个世界的意义时的认知框架、模板和规则

    系统。推动现代定式概念发展的先驱是瑞士的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

    杰。比如，皮亚杰曾描述过孩子对于“物质守恒”的思维定式——孩子在

    成长中会明白事物的量不会随着盛放其容器的形状改变而发生变化。如

    果你将水从一个细高的容器里倒入一个矮粗的容器中，随后问一个特别

    小的孩子水是变多了、变少了，还是没有变，这个孩子可能会说水“变

    少了”或者“变多了”。而一个大一点儿的孩子则能认识到水量是没有变

    化的。皮亚杰同样通过研究确认了人所具有的更多的抽象认知体系，比

    如孩子对于概率的认知。

    我们对于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真实事物都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式，比

    如“房屋”“家庭”，“国内战争”“昆虫”“快餐店”(这里常有许多塑料制

    品，基本配色是明亮的，许多孩子，一般的食物)和“豪华餐厅”(环境

    幽雅，装饰得体，昂贵，很可能有非常不错的食物)。我们依靠“定

    式”来解释生活中的际遇和自身所处的环境。

    对各种事物的思维定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判断。社会心理学家约

    翰·巴奇和他的同事让一些大学生利用一些无序的英文单词造出合乎语

    法的句子，比如“红色”“弗雷德”“灯”“一个”“闯过”。对一些实验对象而

    言，“佛罗里达”“年迈”“银灰色”“睿智”这些词会让他们形成关于一位老

    年人的刻板印象，另一些实验对象则不会将这些词组成一个带有对老年

    人刻板印象的句子。在完成了这些句子重组任务后，研究者让实验对象

    离开实验室。那些刚接触过隐含了某种老年人特征的词语的人走向电梯的速度比没有接触过那些词语的人要慢。

    如果你要和一位老年人交流——就是那种在上述造句任务中勾勒出

    的老年人，那么你最好不要表现得过于活泼好动。(意思就是，如果你

    想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对待老年人的话，这样做不太妥当。那些不尊重老

    年人的学生才会在长者身后走得飞快!)

    如果没有思维定式，那么生活便会如威廉·詹姆斯所言：“处于一种

    流光溢彩又嘈杂无序的混乱状态下。”如果我们不了解关于婚礼、葬

    礼，或者只是看医生的各种注意事项，我们就不知如何在这些场景中表

    现，那么便会造成持续的混乱。

    这种模式也适用于我们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即对特定人

    群形成的认知“偏见”。常见的刻板印象包括“内向者”“派对动物”“警

    官”“常春藤校毕业生”“物理学家”“牛仔”“牧师”。伴随这些刻板印象而来

    的还有我们对待这些人的习惯性方式，或者是应该对待他们的方式。

    通常情况下，“刻板印象”一词是带有贬义色彩的；但若是你以对待

    警官的方式对待物理学家，或是像对待乐天派一样对待内向者，那么就

    会有麻烦。关于“刻板印象”存在两个问题：它们在某些层面甚至所有层

    面上是错误的；它们会让我们在对他人判断时产生偏误。

    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让学生们观看了一段有关四年级学生汉娜

    的视频。视频分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展示出汉娜的父母都是专业人士，她明显成长在中上阶层的社会环境中；另一个版本则体现出汉娜的父母

    均为工薪阶层，而她生活在社会中比较底层的环境里。

    视频的下一个部分是汉娜回答了25个和数学、科学以及阅读有关的

    学术成就测试问题。汉娜的表现让人很难判断：一些难题她答得不错，有时却在一些简单的题目上表现不佳。研究者问观看了视频的学生：汉

    娜和她的同学们相比，表现得怎么样？那些看到汉娜属于中上社会阶层的学生评估她的表现会比平均水平好，而那些看到汉娜来自工薪阶层家

    庭的学生则推断她会比平均水平表现差。

    一个令人悲伤但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如果你知道汉娜所属的社会阶

    层的话，你的确更有可能对她的表现做出正确的预测。一般来讲，来自

    中上社会阶层的孩子在学业上会比来自工薪阶层的孩子表现得好。任何

    时候，如果你直接判断某个人或某件事比较困难，那么借助思维定式或

    刻板印象就能够提高判断的准确性，这是因为刻板印象总是或多或少来

    源于现实生活。

    更让人伤怀的是，出身工薪阶层的汉娜在生命之初就遇到了两股阻

    力——人们对她的期待和要求少，人们认为她的表现将会不如那些来自

    社会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

    我们依赖思维定式和刻板印象而做出判断会面临一个严肃的问题：

    这种判断往往会由一些并不相关的和带有误导性的偶然事件触发。我们

    遇到的任何外部刺激都会触发大脑的发散性思维，让我们联想到相关的

    概念。在最初的概念被激活后，刺激会产生进一步的影响，我们会从记

    忆中搜索与之有关的概念。如果你听到“狗”这个词，那么“吠”这个概

    念、“柯利犬”这个类别、你邻居家的狗“雷克斯”的形象会同时被激活。

    认知心理学家发现，当遇到特定单词或概念时，我们会更快地辨认

    出相关单词和概念，以此我们意识到发散激活机制的效果。例如，如果

    你前一分钟对人们说“护士”这个词，随后让他们判断“医院是为生病的

    人开设的”这句话的正误，那么人们判断这话“正确”的速度会比他们没

    听到“护士”这个词时快很多。因而，偶然性的刺激不仅会影响我们辨明

    一个事实的速度，而且会影响我们已有的信念和实际的行为。

    回想本章开头提到的那三位裁判。大多数时候，我们会像第二个裁

    判那样，认为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它本来的样子，“依照他们是谁来称

    呼他们”。这个裁判即哲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眼中的“朴素实在论者”，他认为现实中的场景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的、未经转述的世界的模样。但

    实际上，我们对世界和各种事件的意义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

    固有的思维定式和由这种思维所触发、引导的推断过程。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辨明事实的一部分，像第一个裁判那样，我们

    真的会“依照自己看到他们的样子称呼他们”。至少，我们明白这对他人

    而言是正确的。我们倾向于认为：“我看到了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你

    有不同的观点是因为狭隘的视野、混乱的思路，或者自利的动机!”

    第三个裁判会想，“直到我称呼他们，他们才有了意义”。所有“事

    实”都只是对这个世界武断的说明。这个观点由来已久。眼下，支持这

    一观点的人们自诩为“后现代主义者”或“解构主义者”。这些人坚称，世

    界是一个“文本”，没有任何一种解读会比其他解读更准确。关于这一

    点，我们会在第16章中讨论。

    要打动一个裁判的心，先刺激他的胃

    思维发散机制让我们开始怀疑各种影响我们判断和行为的不良因

    素。进入我们认知过程的偶发性刺激会影响我们的所思所行，甚至那些

    与我们正进行的认知任务并无关联的刺激也能发挥作用。词汇、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嗅觉都能影响我们对事物的理解，进而引导我们的行

    动。这是一把双刃剑，结果好坏取决于具体情形。

    哪一次飓风可能会夺去更多人的生命，黑兹尔飓风还是贺拉斯飓

    风？当然，这两者并没有太大差别。一个名字里能有什么呢，尤其是一

    个由电脑随机挑选的名字？实际情况是，黑兹尔飓风让更多的人丧命。

    看起来，以女性名字命名的飓风没有以男性名字命名的飓风危险，因而

    人们采取了较少的防护措施。

    想让你的雇员更有创造力？那让他们多看苹果公司的标志吧，避免让他们看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标志。

    让你的雇员待在绿色或蓝色的环境里也可以帮助他们提高创造力

    (要不惜一切避免红色)。想在社交网站上增加自己页面的点击率吗？

    放一张你穿红色衬衫的照片做头像吧，或者至少给照片加上红色的边

    框。想让纳税人支持教育债券的发行？游说政府将主要投票点设在学校

    里吧。想让投票者认同怀孕晚期堕胎是违法行为？尽量将教堂设为主要

    的投票地点吧。

    想让人们在买咖啡的时候顺便捐点儿钱？那么请在架子上的咖啡罐

    上方摆放一个如下图左侧显示的椰子(coconut)。这样做会让人们更有

    可能发自内心地行动。然而，一个如下图右侧的倒置的椰子则会让你不

    愿掏腰包。图片左侧的椰子会让你联想到人脸(coco在西班牙语里即头

    部的意思)，人们会在潜意识里觉得他们的行为被监视了。(当然，我

    们都明白若是有人真的以为他们看到的是一张人脸的话，他就急需去看

    验光师或者精神病医生了，也可能两者都需要看一下。)实际上，只需要一幅由三个点组成的画，而画中的三个点按照椰子

    壳上那三个洞的位置排列，就会有效地获取更多的捐款。

    想要让某人读一篇社论，劝说他接受某个观点吗？那么，请保证这

    篇文章的字体是清晰而吸引人的。看上去印刷(或手书)得一团糟的信

    息极其缺乏说服力。而如果一个人在一家海产品商店里或是码头上读到

    一篇社论，那么文章中的观点可能也不会被接受——只要这个人所属的

    文化环境用“与鱼有关的”(fishy)这个词表示“愚蠢”的意思，就会这

    样。就算这个人没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之下，那些地方的鱼腥味无论如何

    也不会让一个人改变看法。

    想开一家帮助儿童提高智商的公司？别为它起一个类似明尼苏达学

    习公司这种无趣的名字。试试FatBrain.com(FatBrain意为“让大脑丰

    盈”)吧。拥有性感、有趣的名字的公司更容易吸引消费者和投资者。

    (但是，不要真的使用FatBrain.com这个名字，那家从无聊的名字改为这个名字的公司已经倒闭了。)

    身体状态也会对人的意识产生影响。监狱中的囚犯若想获得假释的

    机会，可以争取一次聆讯，时间要在法官刚吃过午餐之后。研究者发

    现，在以色列，若在法官刚吃过饭时进行聆讯，则囚犯有66%的概率会

    获得假释。如果是在法官们正要吃午饭之前进行聆讯，那么囚犯能获得

    假释的概率为零。

    想让一个要和你约见的人感到你是个温暖的、惹人喜爱的人，那么

    递给这个人一杯热咖啡，千万不要递一杯冰咖啡过去。

    你可能会想起电影《生死时速》(Speed)中的场景，在刚从一辆

    侧翻的公共汽车中惊险逃生后，两个之前并不熟悉的人(分别由基努·

    里维斯和桑德拉·布洛克扮演)热烈地亲吻对方。这在实际生活中是可

    能发生的。如果在一座高悬于河面的摇晃的吊桥上，一个女性调查者向

    一个男性被调查者发放问卷，那么这位男士更有可能在调查之后与这位

    女士约会；如果当时的受访地点是在平地上，则两人之后约会的概率会

    低得多。此类探索人类行为的实验还有许多，而这些实验表明人会被一

    件事情误导，从而激起某种生理意识，进而去做另一件事，而这两件事

    其实毫无关系。

    现在，如果你开始猜想心理学家是不是已经发现了大量类似的现

    象，那么恭喜你，抓住重点了。关于偶然刺激的重要性，最明显的证据

    是，你会有意布置事件发生的环境，让那里存在一些可引发人们反应的

    刺激因素，这样便可以让你自己、你的物品和你的目标具有吸引力。采

    取这种方式的效果是很明显的。但有两点还不甚明了：第一，这种偶然

    性刺激的效果是否可以很大；第二，目前你并不能明确哪种类型的刺激

    可以产生哪种类型的效果。亚当·奥尔特在其著作《粉红牢房效应》中

    很好地总结了许多我们在约会中会着意营造的效果。(奥尔特选择了这

    个书名，是因为许多监狱官员和一些研究者相信，如果把喝得醉醺醺的

    人投进有粉红色墙壁的牢房，即使那里人满为患，发生暴力事件的概率也会降低。)

    对于人会受到“偶然性刺激”的影响，还有一个方面我们会更少注意

    到。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偶然性刺激”下会对遇到的人或事物产生不同的

    判断，因此需要体验不同的场景，去接触不同的人和事物。偶然性刺激

    与特定的相遇联系起来会产生相互抵消的效果，从而产生一个更加准确

    的判断。亚伯拉罕·林肯曾说过：“我不喜欢那个人。我必须更好地了解

    他。”在林肯的这句箴言之外，我想加上一点：尽量去体验不同的情境

    吧。

    建立解释框架

    来看两个特拉比斯特派修道士的故事(纯属虚构)。一个修道士问

    自己所在的修道院院长，他能否在做祷告时吸烟。修道院院长大吃一

    惊，他说道：“当然不行，这近乎亵渎圣灵。”另一个修道士问他的修道

    院院长：“我能否在吸烟时做祷告？”这个修道院院长则说：“当然可

    以，上帝希望在任何时候都能聆听我们的声音。”

    我们对于事物的解释不仅会受到在特定情境中被激发的思维定式的

    影响，也会受到我们选择的解释框架的影响。我们接受不同类别信息的

    顺序就是一种解释框架。上述故事中的第二个修道士就深刻洞悉了他在

    传递信息时表达顺序的重要性。

    在我们对相互冲突的标签做选择时，建立解释框架也会发生作用。

    这些标签不仅会影响我们对事件的思考过程和所采取的行动，而且也会

    影响到商品在市场中的表现和公共政策辩论的结果。

    你所谓的“无证工人”在我这里便是“非法移民”。你言谈中的“自由

    斗士”对我而言则是“恐怖分子”。你说“遗产税”，在我看来是“死亡税”。

    你支持堕胎，因为你将此看作一种“自主选择”的行为；而我反对堕胎则因为我是“维护生命”的人。

    我这里的半加工过的肉制品，瘦肉含量为75%，这听起来比你的产

    品更有吸引力，因为你的产品描述是“脂肪比例为25%”。你在挑避孕套

    的时候，会选择一个避孕成功率为90%的产品，还是一个避孕失败率为

    10%的产品呢？其实这两个避孕套的使用效果并无差别。并且，对于同

    样一个避孕套，那些被告知“使用它后通常能成功避孕”的学生会比被告

    知“使用这个避孕套有时会失败”的学生认为这个产品更好。

    建立解释框架也会对人们在做事关生死的抉择时产生影响。心理学

    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他的同事向一些物理学家描述了外科手术和放射

    性治疗法对于特定癌症患者的疗效。他们告诉一些物理学家，有100位

    病人接受了外科手术，其中90%的人在手术结束初期活了下来，68%的

    人在手术后活了一年，34%的人在手术后5年还活着。听到这些信息的

    物理学家中有82%的人建议采取外科手术治疗。另一组物理学家被告知

    了“同样”的信息，但是信息被传递的形式有所不同：研究者们告诉他

    们，100位病人中有10%的人在手术中或者手术结束后没多久就去世

    了，32%的人在手术后一年去世，66%的人在手术后5年去世。结果是，这组物理学家中只有56%的人建议病人进行外科手术。建立解释框架又

    奏效了，并且威力很大。

    纠正偏见的一个方法

    我们经常会利用“启发法”进行判断或解决问题，经验法则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解决问题之法。心理学家总结出了不少启发法的类型。效果启

    发法促使我们相信，耗时长或花费大的项目要比那些不需投入太多精力

    和时间的项目更有价值。价格启发法鼓励我们相信(大多数情况下是正

    确的)，一分钱一分货。稀缺性启发法让我们认为物以稀为贵。熟悉性

    启发法会让美国人相信，在法国，马赛的人口比尼斯多，而尼斯的人口则多于图卢兹。这些启发法在我们进行判断时能提供有效的指引，它们

    通常会带我们找出正确答案，常在黑暗中为我们指点光明，但有时也会

    失于绝对。实际上，马赛的人口的确比尼斯多，但图卢兹的人口也比尼

    斯多。

    以色列认知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总结出了几

    种重要的思维启发法。

    这些启发法中最重要的当属“典型性启发法”。这个经验法则主要倚

    重的是相似判断原则。在对事件进行判断时，人们更会根据与其相似的

    典型事件进行推断。启发法毫无疑问是有效的。在判断一个人的死因

    时，他杀比哮喘或自杀更具代表性，所以他杀比哮喘和自杀更容易成为

    一个人死亡的原因。因他杀而死亡的人数的确比得哮喘而死亡的人数

    多，然而在美国，研究者发现在特定的年份，自杀身亡的人是因他杀而

    死亡的人的两倍。

    她是一个共和党人吗？在缺乏其他背景信息的条件下，采用典型性

    启发法是最好的选择。她看上去和我对共和党人的典型印象更相似。

    使用这种典型性启发法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常会接触到一些信息，它们会干扰我们进行“相似性”判断。如果我们是在一个商务宴会的房间

    里遇到这位女士，那么我们会将这一点考虑进来，从而倾向于猜测她

    是“共和党人”。如果我们是在一个一神论教派信徒组织的早餐会上碰到

    她，那我们会倾向于猜测她是“民主党人”。

    一个关于典型性启发法的特别令人失望的例子是“琳达问题”，启发

    法在这里引发了错误。“琳达30岁了，单身，性格直爽，十分聪明。她

    主修哲学。在学生时期，她特别关注歧视和社会公平事务，并且投身于

    反核武器游行活动。”在读完这段描述后，实验对象被要求对琳达未来

    的8种可能状态进行评级。其中有两项是“银行柜员”和“银行柜员并且在

    女权运动中表现得活跃”。大多数人都认为琳达更可能是一个在女权运动中表现得活跃的银行柜员。“带有女权主义立场的银行柜员”是一个比

    单纯的“银行柜员”更适合形容琳达的表达。但是，这当然犯了逻辑上的

    错误。这两件事情合起来传达出的意思不会比每件事单独表达的意思更

    多。银行柜员中有女权主义者、共和党人和素食主义者。然而，人们对

    琳达的描述更接近于“带有女权主义立场的银行柜员”，而不是“银行柜

    员”，这种结合其实是不当的。

    请仔细看一看下面这4行数字。其中两行数字是由机器随机生成

    的，另外两行则是我编写的。现在，请你从中选出最有可能是由机器随

    机生成的那两行数字。我随后会告诉你究竟哪两行是。

    1 1 0 0 0 1 1 1 1 1 1 1 0 0 1 0 0 1 0 0 1

    1 1 0 0 0 0 0 1 0 1 0 1 0 1 0 1 0 0 0 0 0

    1 0 1 0 1 1 1 1 0 1 0 1 0 0 0 1 1 1 0 1 0

    0 0 1 1 0 0 0 1 1 0 1 0 0 0 0 1 1 1 0 1 1

    “典型性”判断方法会影响人们对各种概率问题的估计。卡尼曼和特

    沃斯基给一些没修过统计学课程的本科生出了下面这个问题。

    某一座小镇上有两家医院。在那家规模大一些的医院里，每天有45

    个婴儿降生；而规模小一些的那家每天只有15个婴儿出世。如你所知，所有这些新生儿中，大约有50%是男孩，而男婴占婴儿总数的确切百分

    比则每天都有变化。有时候会高于50%，有时候则低一些。

    在一年的某一段时间里，两家医院都记录下了一些男婴出生率高于

    60%的日子。你认为哪家医院男婴出生率高于60%的日子更多呢？

    大多数学生认为，两家医院的男婴出生率高于60%的日期数是一样

    的。在剩下的人中，认为那家规模大的医院的男婴比例高的日子会更多的学生较多。

    实际上，男婴比例高于60%的情况更有可能在较小规模的医院出

    现。60%的比例无论对于规模大的医院还是规模小的医院都不是一个特

    别具有代表性的人口值(甚至根本没有代表性)。但是相较于数量比较

    大的样本，极端值更容易出现在数量小的样本中。

    如果你怀疑这个结论，请看下面的例子。假设有两家医院，一家医

    院每天有5个婴儿出生，而另一家每天有50个婴儿出生。你认为，在某

    一天中，哪家医院更有可能出现新生儿中男婴比例超过60%的情况呢？

    仍然不信服吗？那么，请将每天有5个婴儿出生的医院与每天有5000个

    婴儿出生的医院做个对比。

    典型性启发法会影响人们对大量事件的发生概率的判断。我的祖父

    曾是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的一个富裕的农夫。有一年，他种的庄稼被突如

    其来的冰雹吞噬。他没有为庄稼购买过保险，但他并不担心，相信来年

    会有转机，因为同样的事不大可能会连续两年发生。那次的冰雹并不具

    有典型性。冰雹是极难发生的事，因此连续下冰雹的可能性更小。不幸

    的是，冰雹并不会记得自己去年是下在了塔尔萨西北部还是诺曼东南部

    (塔尔萨和诺曼都是俄克拉何马州的城市)。我的祖父第二年又受到了

    冰雹的打击。然而，他仍固执己见，认为冰雹不会连续三年袭击同一个

    地方，这实在是太罕见了。最终，这个小概率事件竟然真的发生了。我

    的祖父破产了，这正是因为他依赖了典型性启发法去判断一件事情发生

    的概率。结果就是，我只是个心理学家，而不是一个可以提供谷物的男

    爵。

    现在回到我在前文中提到的数字串。答案是，四行中的上面两行数

    字是真正由机器随机生成的。它们是我从机器随机生成的前三段数字序

    列中取出的两串数字。说实话，我并不是经过精挑细选才抛弃了另一个

    数字串。我编出来的最后那两行“随机”数字比起真正的随机数字序列显

    得更带有随机性。问题是，我们对于“随机”的典型概念是打破平衡，呈现无序化。随机的序列其实会有特别多的连续重复数字串(如00000)

    和有规律排列的数字串(如01010101)，比我们想象的它们“应该”有的

    数量要更多。设想这样一幕，一位篮球运动员连续五次投篮命中得分，此刻没有理由继续把球传给他，而应该传给其他队员。这位“手感正

    佳”的球员并不会比其他球员更有可能成为这个赛季的最佳投手。(你

    对篮球比赛越熟悉，就越不会相信这一点。你对统计学知识和概率理论

    越熟悉，就越会相信这一点。)

    这种“篮球之误”只是我们所犯过的众多推理错误中的一种。简单来

    说，我们在一个并不存在什么结构的世界里臆想出了结构，因为我们根

    本无法理解看起来不像随机排列的随机序列怎么会出现。我们会怀疑掷

    骰子的人作弊，因为他连续三次掷出了7点。事实上，连续三次掷出7点

    比掷出了3点、7点、4点更有可能，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会推崇

    一个朋友为股票大师仅仅因为他去年买进的4只股票都比大盘的整体表

    现要好。但实际上，4只股票都有上扬表现的概率并不比两赔两赚或是

    一赔三赚出现的概率高。因此，将你的投资计划交由你的这位朋友打理

    并不是成熟的做法。典型性启发法有时候会影响人对事件的因果关系的

    判断。我不知道李·哈·奥斯瓦尔德在刺杀约翰·肯尼迪事件中是独自行

    动，还是有同谋。但我很怀疑的一点是，为什么如此多的人笃定地认

    为，这一事件一定是一个有多人参与的阴谋。这些人认定，这样一个轰

    动性事件仅由一个独身的、貌不惊人的小角色独自完成是解释不通的。

    我们在对一些疾病及其治疗方法进行类比推测时，也会用到一些重

    要的对因果关系进行判断的方法。中非地区的阿赞德人曾经相信，红疣

    猴被烤过的头盖骨可以有效地治疗癫痫。红疣猴那种抽搐的、狂躁的行

    为与癫痫病患者的痉挛状态相似。

    直到近些年，西方的内科医生才开始对阿赞德人的这种对于癫痫

    的“合理”的治疗方法产生怀疑。18世纪的医生坚持一种理念，即形象学

    说。这种学说认为，治愈疾病的良方是一种与此疾病在一定层面上有相似性的自然物质。比如，呈黄色的姜黄可以有效治疗黄疸病，患这种病

    的人皮肤会发黄。狐狸的肺因其在呼吸时表现出的强大动力而被人们认

    为，它们的肺可以用于治疗哮喘。

    “形象学说”可以说是源自一种神学原则：上帝期望帮助我们找到治

    疗疾病的方法，并且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形式的线索，例如色彩、形状和

    动作等。他知道我们希望症状能传达疾病的特点。这一点对我们大多数

    人而言是匪夷所思的，但实际上典型性启发法一直都在一些医疗方法中

    发挥着潜在作用，比如顺势疗法和传统的中医疗法——这两种疗法在今

    天的西方社会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当其他信息实际上更有用时，典型性启发法常常会成为我们进行推

    断的基础。从研究生院毕业20年之后，我和一个朋友谈起了我们当年的

    那些同学是如何成功地成为科学家的。我们惊讶地发现，当年我们对他

    们的认识是那么肤浅和错误。那些我们曾以为一定会在科学领域成就一

    番伟业的同学常常在前沿科学的道路上举步维艰，而那些我们并不看好

    的同学反而完成了极其出色的工作。在反思我们为什么会犯下这种错误

    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自己太过于依赖典型性启发法了。我们的判断是

    基于那些好的方面，即我们的同学是多么符合一个杰出心理学家的典型

    特点——聪明、学识渊博、对人性具有洞察力、思维流畅。接下来，我

    们试图寻找是否有其他方法让我们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很快，有一点清

    晰起来：那些在研究生院时期就表现良好的学生在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

    中也发展得很好；而在学生时期就不甚出色的人后来表现得也不尽如人

    意。

    这个结论在心理学领域是极其有力的一个论断。对于未来最好的指

    向标就是过去的表现。你很少会在糟糕的过去的基础上表现得很好。去

    判断一个人未来是否会诚实最好是看他过去是否诚实，而不是去看他注

    视你的眼神是否笃定或者他最近是否宣告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去判断一

    个编辑是否出色的最好方式是看他以前做编辑时的工作表现，或至少是看他当作家时的作品，而不是看他有多么能说会道，或者他掌握的词汇

    量有多大。

    特沃斯基和卡尼曼总结出的另一个重要启发法是“可触及性启发

    法”。这是一种我们可以用来判断特定事件发生的概率和合理性的经验

    法则。某个事件越容易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它发生的概率就越高，合

    理性就越强。这是一个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十分有效的法则。相比于伟大

    的瑞典小说家，你总是更容易想起一些伟大的俄罗斯小说家的名字，事

    实上，俄罗斯的著名小说家也确实比瑞典的多一些。但是，美国的堪萨

    斯州真的比内布拉斯加州更经常发生龙卷风吗？你很有可能会说是堪萨

    斯州吧？真抱歉，你想象中的堪萨斯州的龙卷风还真是没发生过。

    当字母“r”出现在单词中，它会更多地在单词的首位，还是第三位

    呢？大多数人会说是在首位。因为，人们会更容易地想到一些以“r”开

    头的单词，而不是“r”在第三位的单词。这是由于我们在脑海中将单

    词“归档”时会依据它们的首字母，因此当我们在记忆中搜寻时，这些首

    字母引领的单词触手可及。而实际上，在更多的单词中，“r”位于第三

    位。

    使用可触及性启发法判断事件发生的频率或合理性时会遇到一个问

    题，即“可触及性”总是与“显著性”相伴相生。跟哮喘引发的死亡相比，人们更容易想起地震带来的死亡，因此人们会高估他们的国家在地震中

    死亡的人数(高估许多)，并且低估哮喘导致的死亡人数(低估许

    多)。

    启发法，包括典型性启发法和可触及性启发法，通常是自发的，我

    们常意识不到它就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这意味着我们很难辨明这些启发

    法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但是，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让我们可以反思一点

    —在特定情形下被它们引入歧途的可能性。小结

    如果能利用本章中提到的几个简单建议，那么我们在判断的过程中

    可能会少犯一些错误。

    请记住，所有的概念、判断、信仰都来源于某种推断，而不是对事

    实的直接反映。认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更谨慎地思考，我们究竟应该

    在多大程度上确信自己的判断，以及当我们对一些事物得出与他人不同

    的观点时，也许他人的看法比我们的直觉更有说服力。

    请注意，我们的思维定式会影响我们对事物的解读。思维定式和刻

    板印象引导着我们去理解这个世界，但是它们也可能使我们陷入误区，以致逃避自己过分依赖它们进行判断的事实。我们可以尽力分辨出那些

    我们依靠刻板印象得出的论断。

    请留心，那些偶然的、看似不相关的感觉和认知会影响我们的判断

    和行为。即使我们并不知道那些影响因素到底是什么，我们也应当明白

    这些未知的因素对我们思维和行为的影响要比我们已经意识到的大得

    多。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偶发和看似不相关的因素会提升我们在许多不

    同情境下对所遇到的一些事、一些人的判断的准确性，如果这个判断重

    要的话。

    请保持警惕，在进行判断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启发法的影响。各类

    事物、事件之间的相似性会误导你的判断。请记住，事情发生的原因在

    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一定要与结果有相似性的。对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或频

    率的评估常会受到它跳入你脑海中的难易程度的影响。

    在本书中，你将会读到许多概念和原则，它们会有效地帮助你避免

    一些在推理过程中会犯的错误，这些错误本章中已有所涉及。这些新的

    概念和原则会补充你的原有思维工具，而实际上很有可能，它们甚至会

    取代你已习惯了的旧有思维方式。第2章 情境的力量

    前一章展示了我们常会忽略的一些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和行为的刺

    激，它们看似无关紧要、偶然发生，也很难被注意到。不幸的是，我们

    总会对这些偶发或转瞬即逝的因素扮演的角色视而不见，而它们实际上

    是我们进行判断和行动的重要推手。特别是，我们常会低估(或者根本

    就忽视了)一些最重要的情境性因素对我们的行为和信仰的巨大影响

    力。

    这种“情境盲区”(context blindness)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我们会夸

    大个人因素的影响力，即“内在的”因素——偏好、个人性格特点、能

    力、计划和动机——对特定情境中的行为的影响。

    甚至在我们试图分析自己做判断的根据和产生某种行为的原因时，我们也会忽略情境因素并且夸大个人内在因素。在我们分析他人行为的

    原因时，问题会更严重。如果我们想形成某种判断或者采取某种行动，我们就必须注意情境当中的各种因素。然而，对于他人面对的情境，我

    们观察起来会颇为费力。因此，我们更有可能在分析他人行为时，低估

    情境的影响力，而高估他们的个人内在因素。

    我相信，对于这种“低估情境、高估个人因素”的事实缺乏认识是人

    们会犯下的最普遍、最严重的思考推理上的错误。社会心理学家李·罗

    斯将这种现象定命为“基本归因谬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在实际生活中，犯下这种谬误的人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性。这

    便解释了对于更具质疑文化背景的人们而言，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

    避免这类错误。基本归因谬误

    比尔·盖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19岁从哈佛大学退学，创办了

    微软公司。在很短的几年时间内，他让微软公司成为世界上赢利能力最

    强的公司。人们可能由此判断他一定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

    毋庸置疑，盖茨当然极其优秀。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进入大学以前

    就沉浸在计算机语言的汪洋大海中了。1968年，他是西雅图一所公立学

    校八年级的学生，但对自己的功课已感到厌倦。因此，他的父母让他转

    入了另一所私立学校，而这所新学校恰好拥有一个连接到美国国家计算

    机系统主机的终端。盖茨加入了一个小组，和他的朋友们花费了大量时

    间探索这台高性能的计算机。他的好运气在接下来的6年中一直持续。

    他获准帮助当地一家公司测试软件，从而换取自由编程的时间。他常在

    凌晨3点从家里溜出来，进入华盛顿大学的计算机中心，利用该中心那

    段对公众开放的时间使用计算机。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少年会有像

    盖茨这样的条件接触计算机。

    在每一个成功者的身后都有一系列我们并不知道的幸运。如果经济

    学家史密斯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篇数是经济学家琼斯的两倍，那么我们

    会很自然地认为，史密斯比琼斯更有天赋，并且更加勤奋。但实际上，如果经济学家在“大年”取得博士学位，就意味着会有许多大学的教职虚

    位以待，他们会在学术市场上表现得更好，拥有更成功的学术生涯；相

    反，那些在“小年”取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的运气就不会这么好了。史

    密斯与琼斯成功与否的差别可能更多会与纯粹的运气而不是自身的智力

    有关，但我们都没有看清这一点。

    许多在新世纪美国经济大衰退时期获得学位的大学毕业生可能终其

    一生都在苦苦挣扎，命运不济。失业状况十分残酷，不只是因为这些人

    灰心丧气找不到工作，而且因为经济回暖似乎也遥遥无期。父母们会迷

    惑，他们那2009年从大学毕业的孩子简为何如此命途多舛，而2004年大学毕业的琼则在事业上做得风生水起。

    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会隐藏起来，即使那些对我们的行为影响最大的

    情境性决定因素就在眼前，我们可能也会对其作用视而不见。

    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经典实验中，社会心理学家爱德华·琼斯和

    维克多·哈里斯向实验对象展示了两篇论述古巴政治制度的论文中的一

    篇，这两篇论文据说都是由一位大学生为完成一位教授的要求而写就

    的。一篇论文支持古巴的政治制度，而另一篇论文持反对态度。研究者

    告诉读过支持古巴那篇文章的实验对象，这篇文章是一份作业：一位教

    授政治哲学的教师(在另一个实验中，是一位辩论队教练)要求学生写

    一篇支持古巴的论文。研究者告诉另外的实验对象，写出了反对古巴政

    策的学生是被要求写这样一篇持反对立场的文章的。我想，我们应该会

    同意，实验对象并没有因此而了解这些学生对古巴的真实态度，尽管，这些实验对象会评定写第一篇文章的学生实际上更加支持古巴。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忽略同样一些对人们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

    因素。我的一位教授朋友在斯坦福大学长期教授两门本科课程。一门是

    统计学课程，另一门是社区服务课程。修读他统计学课程的学生在学期

    末的课程测评中给他的评价是严苛、缺乏幽默感、异常冷漠。那些选修

    他社区服务课程的学生则评价他思维敏捷、有趣、十分温暖。

    无论你有英雄主义情结还是缺乏勇气，这些都可能取决于具体的情

    境因素，它们的影响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社会心理学家约翰·达

    利和比伯·拉塔奈做了一系列实验研究后来广为人知的“旁观者效

    应”(bystander intervention)。他们设计了一些看上去是紧急情况的场

    景——癫痫病患者突然发病，隔壁房间里一个书架倒在了一个人的身

    上，一个人在地铁里晕倒了。人们会给这些“受害者”提供帮助的可能性

    极大地取决于其他人的存在情况。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目击者，他们通常会施予援手。如果现场还有另外一个“目击者”(实际上是实验

    者的同谋)，选择上前帮忙的人会少一些。如果有许多“目击者”的话，人们则几乎不会提供帮助了。

    在达利和拉塔奈的“突发情况”实验中，参与者可以通过对讲机和外

    部交流。当实验对象以为事发现场只有他们自己时，有86%的人会急切

    地帮助“受害者”。如果他们认为现场共有两个旁观者，62%的人会提供

    帮助。当现场有四个人听到了呼救声时，则只有31%的实验对象会去伸

    手帮忙。

    为了更好地理解善意和对他人的关心这两种内在因素可能不如情境

    性因素重要，达利和他的同事丹尼尔·巴特森以学习神学的学生为实验

    对象进行了一项研究——人们一般会认为学神学的人更有可能对处于困

    境中的人施予援手。研究者让一些普林斯顿大学神学系的学生到校园里

    的一栋教学楼里向好撒马利亚人布道，告诉他们一些可行的途径。其中

    一些学生被告知，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到教学楼那儿去；另一些学生则被

    告知，他们已经迟到了。在这些学生前去布道的途中，他们每个人都会

    经过一条走廊，走廊里坐着一个人，他低着头，不断地呻吟和咳嗽，明

    显需要救助。在那些不用赶时间的学生中，几乎有23的人给那个人提

    供了帮助。而在知道自己已经迟到的学生中，只有10%的人上前帮忙。

    当然，如果你只知道某一个神学系的学生帮助了他人，而另一个人

    没有，你可能会对帮助他人的那个人有更好的印象。那种匆匆忙忙的情

    境不太可能发生在你身上，就像存在某种因素会让一个神学系的学生无

    法成为一个好撒马利亚人一样。事实上，当你对人们描述这个实验的情

    境设置时，他们并不认为这(迟到与否)会对一个神学系的学生是否会

    帮助一个在困境中的人有任何影响。鉴于此，这些人会把那些学生没有

    助人归因于他们糟糕的个人属性——个人的内在性格之类。

    隐藏的情境因素可能也会影响一个人能否发挥其聪明才智。社会心

    理学家李·罗斯和他的同事邀请一些学生参与一项研究，这个研究是以

    电视智力竞猜节目的形式进行的。他们要求一个被随机选出的学生提出

    问题，而其他学生回答他的问题。提问者要提出10个“有挑战性但并非不可解的问题”，而“参赛者”需要大声作答。提问者可以充分利用他们

    的特权在问题中涉及各种偏门冷知识。“从鲸鱼身上提取的、闻上去甜

    甜的、呈蜡状的，并且可用于制作香水的东西是什么？”(是龙涎香

    ——除非最近读过《白鲸》的话)参赛者们最终只回答出了所有问题中

    的一小部分。

    在这个实验的最后阶段，双方参与者(提问者与回答者)和研究者

    都被要求分别对提问者和回答者大体的知识水平状况进行评分。你可能

    会认为，结果很清楚，即因为提问者的角色在实验中占了很大便宜，所

    以实验对象与研究者都会对他们评价较高。提问者的角色保证了他们不

    会暴露知识中的盲区，而答题者则没有机会有选择地展示自己。然而，所谓的提问者的优势并没有让人们(无论是答题者还是研究者)明显地

    给出“提问者有极其渊博的知识储备”这样的判断。答题者和研究者只是

    认为，提问者的知识量比答题者多了一点儿，或者是比大学生们的“平

    均水平”高了一点儿。

    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见到与这个答题研究(反映出的问题)相关性很

    强的事例。组织心理学家罗纳德·汉弗莱在实验室中设置了一个微型商

    业公司的办公室环境。他告诉实验对象，他很有兴趣研究一下“人们在

    办公室环境下如何共同工作”。他用了一个向所有人公开的随机方法选

    取了一些实验对象作为“经理”，并赋予他们监督的责任。另一些人则仅

    仅被设定为“职员”，听从经理的命令。汉弗莱给经理们一些时间学习他

    们的任务手册。在经理们阅读期间，研究者给职员们展示了一些类似邮

    箱、文件存档系统的东西。接下来，这个新组成的办公室团队要在一起

    办公两个小时。经理会给职员布置各种各样的不需要什么技巧的、重复

    性的工作去做，而且职员的自主权很少。就像在真正的办公室中一样，经理会恰如其分地做一些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并指挥着职员的行动。

    在工作的最后阶段，经理和职员会为自己和对方在基于其角色的各

    种特点打分。这些特点包括领导力、智力、克服困难的能力、决策力、支持力。对所有这些特点，经理对自己的同伴(其他经理)的评分要高

    于他们对职员的评分。除了克服困难的能力这一项，在对其他项目的评

    分中，职员对经理的评分要高于他们对自身群体(职员)的评分。

    人们会发现，很难透过表面现象辨别社会角色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人

    的行为，即使社会角色是随机分配且特权群体的角色都特别明显的时

    候。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是如何完成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一事就更

    难清楚理解了。因此，我们也就很难分清楚哪些行为是社会角色使然，而哪些行为是源自人的内在性格因素。

    在看过了以上这些实验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我总对我的同事在博士

    资格口试中提出的机敏问题印象深刻——而通常或多或少会对我的学生

    给出的不那么有力的回答感到失望。

    基本归因谬误常常会让我们陷入麻烦当中。我们相信了那些本不该

    相信的人，我们离开了那些其实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我们雇用了那些

    一点儿也不称职的人——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没能意识到情境性因素

    的影响力，而它们的确在左右我们的行为。我们会认为人未来的行为能

    够反映出我们从他当前的行为中推测出的特点。(所以，你不会想到这

    种判断与“过去的行为是未来行为的最好指南”的论断是不相符的，相

    反，一个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各种情境之下的行为，才是最佳

    的判断依据。在极少数情境下观察到的行为，尤其是在极少数同类型的

    情境下观察到的行为不大有说服力。)

    分道扬镳的人生路

    你能达到的水平是和你在一起时间最多的5个人的平均水平。

    ——吉米·罗恩，美国企业家、励志演说家在儿子15岁时，有一天，我碰巧从办公室的窗口看到他和另一个男

    孩步行穿过停车场。他们俩当时正抽着烟，而这是我妻子和我无论如何

    都想不到的，他不可能这么做。当天晚上，我对我的儿子说：“今天，我看到你抽烟了，感到很失望。”“是的，我抽烟了，”他挑衅式地回答

    我，“但这并不是因为同辈压力。”

    而实际上，正是因为同辈压力。无论如何，他抽烟，正是因为他的

    同伴中有很多人都抽烟。我们总是因为别人做一些事情而去效仿。他人

    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并且常常或直接或笑而不语地鼓励我们模仿他们。

    他们的成功超乎我们的想象。

    社会影响力或许是社会心理学所有领域中被研究最多的课题。然

    而，我们仍然时常忽视社会影响力，不论是我们在观察他人行为的时

    候，还是我们试图向他人解释自身行为原因的时候。

    最早有记录的社会心理学实验是由诺曼·特里普利特在1898年进行

    的。他发现一个自行车手在和他人竞速的时候会比独自计时训练时获得

    更多快感。这个现象在之后的一系列实验中也得到了验证。人们不仅会

    在和他人竞争的时候表现得更有活力，甚至在只是有旁观者的时候都会

    更有动力。社会促进效应(social facilitation effect)的影响力也存在于

    狗、负鼠、犰狳、青蛙和鱼类的身上。

    (你可能会好奇蟑螂身上是否也存在这种效应。是的，存在!社会

    心理学家罗伯特·扎荣茨打开灯，让蟑螂畏光逃跑。一只蟑螂会在有另

    一只蟑螂紧跟着它的时候跑得更快。蟑螂甚至会在旁边仅仅有其他蟑螂

    看着的时候就跑得更快，更何况是当旁观的蟑螂在搭建起来的看台上

    时。)

    很多年前，我买了一辆萨博汽车，然而不久后便发现我有好几个同

    事都在开萨博汽车。后来，我的妻子和我开始打网球，随后我们惊讶地

    发现我们的许多朋友和亲戚也都开始打网球。几年之后，我们对网球的热情渐渐褪去。同时，我也发现过去常去的网球场已不复当日人们排队

    入场的盛景，已然是空荡荡的了。我们去玩越野滑雪，同时期，我的几

    个朋友也很热衷。同样地，当我们最终对滑雪失去兴趣时，我竟然发现

    曾经那些热爱滑雪的朋友中的大多数人也差不多放弃了这一爱好。我也

    不怕告诉你，在诸如餐后小酌一杯、热衷小型货车、去看晦涩难懂的艺

    术电影等事情上都存在这个现象。

    我仍不甚明白究竟是什么因素让我的朋友、邻居影响了我和妻子的

    行为。但是，我可以说，当时《消费者报告》对萨博汽车给出的好评是

    我们决定买一辆萨博的主要原因。我和妻子想进行定期锻炼，而家附近

    恰好有一个网球场，所以似乎自然而然地，我们就去打网球了。总是有

    另外一些事情，而不是熟人的影响力，可以被归为我们做一些事情的原

    因。

    我们需要谨慎选择自己要交往的人，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会受他

    们影响。这对于年轻人而言尤甚：你越年轻，受到同伴态度和行为的影

    响便越大。对于一位家长而言，他最重要和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就是

    要确保自己孩子的同伴会对自家孩子有好的影响。

    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和丹·莱维调查了一些大一随机分配室友的

    学生们的平均绩点。研究者调查了所有学生在高中时期对酒的消费情

    况。结果发现，那些高中时的室友有持续饮酒历史的学生的绩点要比高

    中室友滴酒不沾的学生的绩点低0.25。两者的绩点可能分别是B+和

    A–，或是C+和B–。如果这个学生本身在中学时就是饮酒者，那么他的

    绩点会比那种自己不饮酒但室友在高中饮酒的学生低整整1。这个差距

    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上一所很好的医学院，而另一个人根本进不了医学

    院。(我在这里有意使用了“他”，因为对于一个女学生，是否有一个饮

    酒的室友对其并无影响。)

    不过，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一个对室友不怎么怀疑的学生不大会把

    室友饮酒看作自己糟糕的学术成绩的主要原因。确实，研究者自己也无法确切地知道室友的行为为何如此重要，因为也许室友饮酒只是一种自

    然的消遣方式而已。当然，如果你喝酒时间越长，学习的时间就越短，你在学习时的效率也越低。

    顺便提一句，你也可以简单地告诉学生们饮酒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

    他们的学业，而期望喝酒的大学生人数在减少。但这可能并不能打消学

    生们要与自己的同伴打成一片的想法。

    我知道为什么(奥巴马总统)想让你上大学。他想以他的形象为蓝

    本重新打造你。

    ——参议员里克·桑托勒姆，在其2012年总统竞选活动期间如是说

    桑托勒姆参议员关于大学对人的作用的论断是正确的吗？这会真正

    把人们推向奥巴马总统的政治阵营吗？

    是的，这话起了作用。经济学家艾米·刘和她的同事对来自148所社

    区学院和大学(包括规模较大和较小的，公立和私立的，有宗教传统和

    非宗教性质的学校)的学生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那些在大学即

    将毕业时标定自己为自由主义者或极“左”派的人数比新生中如此自评的

    人增加了32%。而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者或极右派的人在即将毕业的学

    生中的人数则下降了28%。学生们在大麻合法化、同性恋婚姻、堕胎、废除死刑、增收财产税等问题上的态度逐渐“左”倾。如果有更少的人进

    入大学，那么共和党可能赢得更多的选票。

    看起来你也可能在大学里变得“左”倾。如果是这样，那似乎是因为

    你的教授们的自由主义思想要对此负责吗？你想听取那些有威望的高年

    级学生的观点吗？我打赌这不会发生。对我而言，我在大学期间变得更

    加“左”倾，并不是像海绵一样吸取了教授们的观点或盲目地跟从我的同

    学们，我有新观点是因为我自己对社会本质以及促进其发展的各类事物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当然，我在政治观点上逐渐“左”倾也的确与我从同伴和教授们那里

    受到的社会性影响有极大关系。那些教授们不仅对自己的学生影响深

    远，他们也会彼此影响。一个保守派学生组织宣称，联邦选举委员会公

    开的统计数据表明，2012年，常春藤大学的教授中有96%的人为奥巴马

    总统进行了政治捐款。委员会还特别指出有一位布朗大学的教授给米特

    ·罗姆尼捐了款。(而这有可能是因为纯粹的固执，而不是他的政治立

    场!)

    以上所述的政治捐献倾向或许比较夸张，但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

    和曾经的常春藤盟校的教授，我可以向你保证，那些教授的确是极

    其“左”倾的，而且并未意识到从众的压力已经影响到了自己的立场。对

    于他们自己的生活，那96%的常春藤盟校的教授倒是不会报告说他们认

    为每天刷牙是个好主意。

    其他一些机构也是自由主义的温床。一位试图从谷歌公司招募工程

    师的共和党人发现，比起公开支持共和党，人们更有可能公开承认自己

    是同性恋。

    毋庸置疑，一些机构团体在让人们形成和加强保守主义立场方面做

    得同样成功。在我眼里，这其中就包括鲍勃·琼斯大学和达拉斯商会。

    当然，美国人不会连续12代人都大规模地转向“左”派。从那些自由

    意识强的大学毕业的学生会重新进入一个存在广泛多样观点的世界，而

    这种环境又会开始影响他们，一般而言会通过一种更加右倾的方式。

    并不是只有态度和意识形态才会受到他人的影响。在和一个人谈话

    的过程中，你会不时有意识地改变你的体态。双臂交叠保持一会儿，把

    身体重心放在一边，把一只手放在口袋里。看着和你交谈的人变换的每

    一个姿势，并竭力忍住不笑出声来。“意念行动模仿”(ideomotor

    mimicry)是我们无意识进入的一种状态。当人们没有进行这种模仿

    时，交谈的另一方会感觉到尴尬和不安。但是，参与者并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换句话说：“他真是个冷冰冰的人”；或是“我们并没有太多

    共同点”。

    社会影响力无处不在

    社会心理学家乔治·吉奥索和理查德·莱克曼做出一项有关社会影响

    力的开创性研究，他们之前也不曾预料到这项研究会带来令人欣喜的发

    现。他们询问了一群白人高中生对于大量社会议题的观点，包括一个当

    时在这些学生所处的社区中十分突出而极具争议性的问题，即为促进种

    族融合而开设的校车接送服务。几周后，调查者召集了那些学生，让他

    们对校车接送服务进行讨论。每个小组都有4个人，而小组中总会有3个

    人的观点相似——他们都对此表示支持，或者都反对。每个组中的第4

    个人是由调查者有意安排的“捣乱者”，他会准备好一大堆与其他组员相

    反的观点去说服他们。讨论结束后，实验对象又填写了另一份与先前格

    式不同的问卷，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询问他们对于校车问题的看法。

    最初反对提供校车服务的学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看法，转而支

    持这项服务。大多数原先支持此计划的学生则开始反对。研究者要求实

    验对象们尽力回想他们对校车计划的最初的观点究竟是什么。但在开始

    前，研究者提醒学生们他们最初的观点已经被记录下来了，然后会借此

    检验学生们回忆的准确性。结果发现，那些被要求参与讨论的学生在回

    忆自己最初的观点时有比较高的准确性。但是，在参与小组讨论的成员

    中，那些最初反对校车计划的参与者在“回想”他们先前的观点时，认为

    自己支持这一计划的程度比他们实际支持的程度要高。而最初支持的参

    与者在回想自己当初的想法时，得出的基本观点竟然是，他们反对这一

    计划!

    除了揭示出社会影响力的巨大作用和我们对其的忽视之外，吉奥索

    和莱克曼的研究还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重要观点，即我们对许多事物(包括对一些极其重要的事物)的态度不是来自某个“思维档案库”，而

    是在遇事时即刻形成的。就像人的观点会转向一样，我们对自己过去想

    法的印象也常常是“编造”出来的。2007年，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会

    给任何一个共和党的候选人投票，而不会投票给当时人气颇高却没经过

    什么历练的奥巴马。2008年，当他狂热地要给奥巴马投票之前，我向他

    提起了那件往事，他十分生气，还认为那一定是我捏造的故事。我自己

    也常常会被别人提醒，现在我强烈支持的某种观点和我过去的想法是矛

    盾的。每到这种时候，我总是觉得真难想象这个曾经表达过那种观点的

    人(竟然是我自己)。

    评估行为动因时的“行动者-观察者”差异

    几年前，和我共事的一名研究生告诉我一件关于他自己的事，让我

    惊诧不已。他曾因为谋杀而入狱。他并没有直接杀人，只是因为他的熟

    人犯案时他在场，检方便因此以协同谋杀而起诉了他。

    我的这个学生又告诉了我一件关于他的谋杀犯狱友的事，着实令人

    震惊。杀人者总会把凶案发生归咎于他们所处的环境。“我让柜台后的

    那个家伙把所有的钱都交出来，他却躲进了柜台底下。这样我就不得不

    拿刀捅向他。我对此感觉糟透了。”

    这一类的归因背后明显有为自己辩护的动机。但是，很重要的一点

    是，我们因此而明白，人们通常会认为他们自己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

    对其所处环境的一种理智的回应——无论这种行为是善行还是可鄙。然

    而，我们很难认可他人行动中的情境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更有可能在

    评判他人时犯下基本归因谬误——将个人性格因素看作其行为最主要或

    唯一的动因。

    如果你问一个年轻人，为何要与某一个女孩约会，他可能会回答“她是个十分温暖的人”。如果你问同一个年轻人，他的一个朋友为何

    要与某一个女孩约会，他则可能回答说“因为他需要一个没什么压力的

    女朋友”。

    当你问一个人，他们的行为，或者他们最好朋友的行为通常是会反

    映出他们的个性，还是他们的行为主要受环境影响，他们会告诉你，他

    们朋友的行为在不同场景下有高度的一致性，且一致程度比他们自己要

    高。

    行动者与观察者对行为归因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情境对于行动

    者而言更明显。我需要知道我所处情境中的重要信息，这样我才能够做

    出恰当的反应(虽然我肯定会有意丢开或忽视一些重要信息)。但是，你并不需要对我所面对的情境给予特别细致的关注。相反，对你而言，最明显的是我的行为。因此，你很容易从描述我的行为(好或劣)转而

    描述我的个性(善良或残酷)。你常看不到，或可能会忽略，我所在的

    情境中的重要因素。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你在评价我的行为时将其归因

    于我的个性。

    文化、情境和基本归因谬误

    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会高度关注自身的状况。他们往往

    专注于追求自身的兴趣所在，较少关注他人关心的事物，而在许多文化

    背景下生活的人则会在自己的生活中受到很多限制。西方人的这种自由

    始于古希腊人推崇的一种极强烈的个体主导。相较而言，同样古老而发

    达的中国文明则更多地强调群体的和谐之感，而不是个人行为的自由。

    在中国，有效的行为总会要求与他人顺利地合作，无论是与上级还是同

    伴。直到今天，西方文明中的独立自主与东方文明中的相互依存之间的

    差异依然明显。在《思维的版图》 [1]

    一书中，我曾指出，东西方这种不同的社会

    文明根植于其相异的经济源起。希腊人的生计维系在相对独立的职业类

    型上，比如经商、捕鱼、畜牧养殖，在农耕上有家庭菜园、橄榄树种

    植。中国人的生计主要就维系在农业种植上，尤其是种植稻米，这项工

    作对合作的要求更高。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无法独立完成一项工

    作，那么治理这个社会最有效的方式或许就是专制统治(统治者大多会

    表现出仁慈，但有时不会)。

    所以，对中国人而言，关注社会情境是必要的，但对希腊人而言则

    不是。这些在关注点上的差别已经通过各类实验得到证实，实验者有来

    自西方的希腊独立传统继承者，也有东方中国儒家传统的传承者。我最

    喜欢的一个实验是由日本的社会心理学家益田孝彦设计的。他让日本和

    美国的大学生对下面这幅漫画中位于中间的那个人物的表情进行评价。日本学生的描述是，当画面中间的人被四周悲伤的人(或是生气的

    人)包围时，会比他被快乐的人包围时显得悲伤。而美国大学生对画面

    中间那个人物的评价则不太受到他周围人物表情的影响。(这个实验还

    以其他形式进行过，即画面中间的人物的表情是悲伤的或者生气的，而

    周围的人则是快乐的、悲伤的或生气的，得出的结果相似。)

    人对情境的关注也体现在物理环境上。如果想看一下人们对以人为

    背景的情境和以物为背景的情境的关注有多大的差异，请看下面这个从

    一段时长20秒钟的彩色视频中截取的场景，它表现的是水下的画面。益

    田和我向很多人展示了这段视频，然后让他们描述看到了什么。

    美国人一般这样开始叙述：“我看到了三条大鱼向左边游，它们有

    粉红色的鳍，白色的腹部，背上有垂直的条纹。”日本人则更可能会这么说：“我看到了一条溪流，水是绿色的，在溪流的底部有岩石和贝

    壳，有三条大鱼向左边游。”只有当把情境搭建起来之后，日本人的焦

    点才会集中到对美国人而言最明显的事物上。总体而言，日本人报告自

    己看到背景事物的比例比美国人高60%。这就是你能预想到的，东亚文

    化背景下的人会比西方人更关注情境。

    这种对情境性因素不同的关注点使得东方人在对人的行为进行归因

    时，更倾向于情境性解释，而西方人则更可能将行为动因归结于个人性

    格。韩国社会心理学家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你告诉一个人，某个人在

    一个场景中的行为与大多数人的表现一样，那么韩国人会相当肯定地推

    断，某种情境性因素是导致人们行为的主要因素。但是，美国人会认为

    是个人的性格因素引导了他的行为——而忽略其他人在情境中会有同样

    的行为。

    东方人容易受到基本归因谬误的影响，但不会像西方人那么明显。

    比如，一个和琼斯与哈里斯所做的实验相似的实验表明，人们倾向于认

    为，一篇论文作者的观点与文章本身的观点是契合的。崔仁哲和他的同

    事证明了，来自韩国的实验对象也会犯和美国人同样的错误。研究者提

    供给这些实验对象的情境类似于那个要求人们读论文的情境，韩国人抓

    住了重点，但并不认为作者的真实态度就是反映在文章中的态度。美国

    人则不会从明显的情境中获取什么信息，而是从作者的观点中得出结

    论。

    东方人倾向于对这个世界抱有一种整体性的观点。他们将事物(包

    括人)放在情境中来看，因此更愿意把行为成因归于情境性因素，他们

    密切关注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西方人则有更具解析性的思

    维。他们关注事物，注意它们的特质，按其特质分类，然后会以这一类

    事物所具有的标准来看待某个具体的事物。

    这两种思维方式都有其合理性。我毫不怀疑，解析性的思维方式在

    西方人占主导的科学世界里扮演了重要角色。科学的基础即是对事物进行分类，以及探究不同类别的事物所遵循的法则。事实上，当中国文明

    萌发生长之时，希腊人也发展出了自己的科学，虽然在数学等领域取得

    了长足进展，但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

    但是，整体性思维帮助东方人避免了在理解他人行为时会犯的严重

    错误。此外，那种不情愿将行为原因归于人的个性的心态帮助东方人建

    立了一种信念，即人有能力做出改变。正如我们将在第14章中看到的那

    样，在辩证思维方面，认为人的行为具有可变性的想法让东方人对一些

    重要问题做出了正确判断，而西方式的思维则常犯错误。

    小结

    在前两章中我们学到的重要一课是，我们的思维过程远比我们想象

    的要丰富。这项关于日常生活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复杂且深刻。

    关注情境。这会让你更准确地辨识影响你自己和他人行为的情境性

    因素。具体而言，关注情境会帮助你识别出有效的社会影响力，反思可

    能无法让你明白对你的思考过程和行为造成影响的社会情境因素。但

    是，如果你能看到社会影响力因素对他人的作用，那么其实肯定你也会

    受到它们的影响。

    意识到情境性因素通常会比它们看上去更深刻地影响你和他人的行

    为，而个性因素通常比它们看上去的影响力要小。不要以为，通过某个

    人在一个或两个情境中的行为就能够预测其未来的行为。也不要认为，一个人所拥有的个性、信仰或偏好导致了他的行为。

    意识到他人对自己行为的归因会更偏于情境性因素，而你更愿意将

    他人的行为动因归结于其个性因素——他们其实比你更正确。他们对自

    己所处的情境(以及自己的过往)了解得更全面，比你知道得更清楚。承认人会改变。自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人一直相信，世界是恒定

    的，各种事物，包括人，都会依照他们固有的个体特征而行事。东亚文

    化背景下的人则坚信，变化才是唯一的恒常之事。改变环境，就会改变

    一个人。后面的章节中会论述，变化的世界观通常会比恒常的世界观更

    正确，也更有用。

    上述建议会成为你思维工具的一部分，帮助你理解这个世界。这些

    工具中的任何一种，你使用一次就会有更多的应用机会，因为你会看到

    它们的实用性，而同时你还会发现可以在越来越多的情境中应用这些思

    维的工具。

    [1] 《思维的版图》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06年2月出版。——编者注第3章 发现“理性的”无意识思维

    我们总是自认为很了解自己的思维过程——我们在思考什么内容，以及思维过程具体是怎样进行的。然而，这种想法和现实之间横亘着一

    条鸿沟。

    正如我们在前两章中读到的内容，一系列对我们的判断和行为产生

    了巨大作用的因素隐匿在黑暗中，不为我们所知。那些我们极少能意识

    到的外界刺激——如果我们能稍微注意到的话——能够对我们的行为产

    生深远影响。而许多我们注意到的外界刺激所产生的作用比它们看上去

    的作用要大得多。

    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当我们想到老年人时，自己走路的速度会变

    慢；我们对詹妮弗表现的评价比对杰西的评价高，部分是因为我们知道

    詹妮弗的社会阶层出身比杰西要好；我们一反常态投票支持对我们所处

    社区征收较高的教育税，一部分原因是投票点设立在学校；我们会在鲍

    勃的请愿书上签字，而比尔的请愿书上则设签，部分原因是鲍勃的请愿

    书的字迹更清晰；我们觉得玛丽亚是个比玛莎更温暖的人，在某种程度

    上是因为我们和玛丽亚一起喝咖啡，而与玛莎一同喝了冰茶。尽管看上

    去我们能够掌控我们的思维，但其实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我们仍然很

    积极地为自己的判断和行为找借口，但这些解释其实和真正的原因相差

    甚远。从这些关于意识与感受的事实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对于日常生

    活有帮助的重要信息。

    意识与虚构许多年前，蒂莫西·威尔逊和我进行了一项研究，旨在发现人们如

    何对自己解释发生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的那些影响其判断的认知过程。我

    们假设当人们缺乏或有一种错误的理论解释他们的思维过程时，他们可

    能会误解所发生的事情。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没有了解认知过程的途

    径，即一些可以解释事情发生的理论。

    我们进行了一项简单的研究，即让人们记忆词汇组。然后，我们要

    求人们参与一个词语联想实验。例如，在第一项研究中，有一个词汇组

    是“海洋—月亮”。在第二个实验的词汇联想任务中，我们要求参与者说

    出一种洗衣粉的名称。你可能不会惊讶，在有了特定的词汇组的记忆

    后，人们更有可能联想到的洗衣粉的名称是“汰渍”。(当然有一些参与

    者并没有被告知“海洋—月亮”这组词，他们是对照组。)当词汇联想任

    务结束后，我们询问实验对象为什么会想到自己说出的词。他们几乎都

    没有提到自己先前获知的那个词汇组，而只是关注了联想目标的某个明

    显的特征(“汰渍是个非常知名的洗衣粉品牌”)，或是一些有关它的个

    体性意义(“我妈妈用汰渍”)，或是对它的一种情感上的反应(“我喜

    欢汰渍的包装盒”)。

    当被详细地询问到这些词汇的线索所发挥的作用时，大约有13的

    实验对象表示其中有一些词可能发挥了作用，但并没有实验可以支撑这

    个结论，即没有人真切地感受到了词汇之间的联系。对于一些影响力强

    的词汇组而言，不止一个实验对象认为他们在联想时受到了词汇组的影

    响。对另一些词汇组来说，许多实验对象承认受到了影响，然而实际上

    只有极少数联想结果受到了影响。(我们要了解这一点，是因为先习得

    的词汇组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实验对象联想到目标词汇的概率。)这项

    研究揭示了，人们不仅会对脑海中的思维过程无力感知，而且当他们直

    接被问及这个过程时，他们也并不能回想起来。

    人们可能不仅辨别不出来在因素A的影响下导致了结果B，他们还

    可能相信，是结果B影响了因素A。在我们的一些研究中，实验对象报告出来的对事件的归因可能颠倒

    了实际上的因果顺序。例如，我们向一些学生展示一段面试内容，面试

    中，一位大学教师在用欧洲口音说话。有一半学生看到的是，这位教师

    以一种温暖的、和蔼的、热情的形象展示了自己；另一半学生则看到，同一位教师表现得冷漠、专制和严苛，并且不信任自己的学生。随后，这些实验对象需要评价教师的受欢迎程度及其在两种不同实验状态下的

    三个本质特征：他的外表、他的行为习惯、他的口音。

    那些看到了温暖的教师的学生当然比看到冷漠教师的学生更喜欢这

    位教师，同时学生们对该教师其他特征的评价也显然受到了“成见效

    应”的影响。成见效应是指当知道一个人的一些非常好(或极其恶劣)

    的特征后，对他的其他方面的评价也会受到这个信息的影响。绝大多数

    看到温暖教师的学生认为这位教师的外表和行为举止是有魅力的，并对

    他的口音给出了中立的评价，而大多数看到冷酷教师的学生对他的评价

    是令人讨厌和恼火的。

    那些看到温暖的教师的学生是否意识到自己对他的好感影响了对他

    其他特征的评价，而看到了冷酷教师的学生又是否意识到那种负面感觉

    影响了他们的评价，我们向一些实验对象问了这个问题。他们都强烈否

    认了自己对教师本质特征的评价受到对其印象的影响。(实际上，“让

    我想一下，我当然会恰当地评价一个人的口音，不会受到‘我有多喜欢

    他’这种因素的影响”。)我们问了另一些实验对象相反的问题，即在多

    大程度上他们对这位教师个人特征的评价影响了他们对这位教师的整体

    喜欢程度？那些看到温暖教师的学生否认存在这种影响。而那些看到冷

    酷教师的学生则认为他们对每一个特征(外表、行为、口音)的厌恶都

    可能影响了他们对这位教师的整体评价。所以这些学生让整件事情变得

    十分难解。他们厌恶这位教师，这降低了他们对他的外表、行为和口音

    的评价，但是他们却否认这种影响，同时还坚持认为他们对每一个特征

    的厌恶影响了他们对他整体上的好感!因此，我们会自信地认为，自己没有被一些实际上影响了我们的因

    素影响；也会同样自信地觉得，那些实际上没有产生影响的因素影响了

    我们。这种混淆会让我们在对人进行判断时犯下严重的错误。我们总是

    弄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喜欢或者讨厌一些人，这会使我们在与他们相处的

    过程中犯错误。例如，我们试图让他们改掉一些我们认为导致他们招人

    厌恶的个性或行为，但实际上这些行为是中性的，并且与我们做出的整

    体评价无关。

    潜在认知与潜在劝导

    当某种外界刺激影响到一个人的行为时，人们往往意识不到。“潜

    意识”这个术语是指一种人们无法意识到的刺激。(“阈限”是指像光、噪声或某种事物出现这类刺激开始被感知到的那个临界点。)

    心理学中的一个著名发现是，若在人们面前展现一种特定类型刺激

    的次数越多——比如小调、汉字、土耳其语单词、人脸，人们就会越喜

    欢这种刺激(只要他们在一开始不讨厌这种刺激)。这种所谓的“多看

    效应”(mere familiarity effect)在一项研究中得到证实。在研究中，实

    验对象用一只耳朵听一段对话，而用另一只耳朵听音调序列不同的声

    音。研究结果证明，人们听到某一种特定音调序列的次数越多，就会越

    喜欢它。这种情况甚至会发生在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给他们播放了某段

    声音的时候，而且当人们在实验后分不清给他们播放了许多遍的声音与

    从未给他们播放过的声音时，这种效应也是存在的。

    心理学家约翰·巴奇和宝拉·皮切莫纳克在计算机的屏幕上展示了一

    些单词，但都不超过110秒，以保证实验对象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看到了

    这些词。研究者使用了一种“遮蔽刺激”，即在一行“XXXX……”中夹杂

    着遮蔽的单词。他们给一些实验对象展示的是有敌对意味的单词，而给

    另一些对象展示的是中性词。接着，实验对象会阅读描述唐纳德这个人的段落，其中唐纳德的行为可能被描述为有敌意的，或者仅仅是中性

    的。(“一个推销员敲门，但是唐纳德拒绝让他进来。”)那些看到了有

    敌对意味单词的实验对象比那些看到中性词的人对唐纳德的评价更负

    面，认为他更带有敌意。而即便在刚读完这段内容的时候，实验对象也

    不能分辨出他们看到了的词和没看到的词，他们甚至不知道那些词是否

    曾一闪而过。

    类似的实验给我们抛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种“潜在劝导”的作

    用——人们会受其影响相信或做一些事情，算是对外界刺激的一种回

    应，即使这种刺激的存在感很低，人们甚至都无法确认他们是否真的感

    知到它了。多年来，人们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当多的研究，然而几乎没

    有一种实验能充分证明存在这种刺激作用。

    最近的一些市场调查表明，“潜在刺激”实际上会影响人们对商品的

    选择。例如，让一些口渴的人在无意中看到一个特定品牌，他们更可能

    会选择这个牌子的饮品，而不会选一个他们没看到的牌子的饮品。

    然而，毫无疑问，在人的阈限之上(人们能够意识到)的刺激——

    尽管看上去是偶然发生的或很难意识到——的确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

    即使是像某个人使用的钢笔的颜色这种微小的刺激对其选择商品的影响

    也是巨大的。在一项消费者调查中，用橙色钢笔写字的人比用绿色钢笔

    写字的人更有可能选择橙色的商品。情境性暗示会像对其他事物产生影

    响一样，也会对消费者的选择产生作用。

    如何在“觉察”前感知

    在大众眼中，无意识的东西主要是有关暴力、性和其他一些最好不

    要被提及的被压抑的想法。实际上，这是锅嫌壶黑，人们能意识到的想

    法并不都是纯洁的。大量关于暴力和性的想法也萦绕在人们的脑海中，并不只是存在于潜意识中。如果你交给一些大学生一个蜂鸣器，让他们

    写下自己每次听到蜂鸣器发声时在想什么，大多数时候这些学生的想法

    都与性有关。还有一大部分学生说，他们产生了要杀掉某人的快感。

    其实，除了一些不被人们接受的想法之外，潜意识一直在帮助我们

    做些有用的事情，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事情。

    潜意识中的想法对我们来说是“在觉察之前发生的事”。想一想，我

    们的感知系统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控制着一系列的刺激。我们头脑中能

    意识到的事物只是这些刺激中的一小部分。那些在有意识的想法之前的

    无意识想法才是你会感兴趣的刺激，或是你需要好好应对的刺激。

    如果你质疑这种说法，那么请设想这样一个情境，你在一间摆放了

    一座落地钟的房间里。无论你是否能意识到，你其实一直在听着钟嘀嗒

    嘀嗒地走着。我们如何确认这件事呢？因为如果钟停止走动，那么你会

    立刻注意到。或者，你也可以想一下“鸡尾酒派对现象”。你站在一个还

    有另外30个人的房间里，努力想在一屋子人的喧闹声中听到那个和你交

    谈的人说的话。她一直在说，可是你却听不到。不，事实上，你听到

    了，但听到的是周围人说的话。然而，如果一个离你大约1.5米的人提

    到了你的名字，你会立刻听到，并且转向他。

    正如潜意识会比你真正意识到的东西发挥更大的认知作用一样，我

    们的思维拥有比想象中强大得多的各种元素，而这些元素在我们的思维

    中发挥作用的领域也极其广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放任“有意识的

    思维”发挥作用，那么它可能会把你对事物的评价弄得很糟糕。如果有

    人鼓励你用语言表达出你对某些事物的选择(喜欢或是不喜欢)，比如

    艺术招贴画或果酱，那么相比于只是自己思索一会儿而后直接选择，你

    的选择会更加糟糕。我们明白自己的判断之所以会变糟，是因为当人们

    被要求说出自己的选择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会说出一些他们并不是很

    满意的选择。“有意识的思维”会使我们误入歧途的一部分原因是，它会让我们更

    多地关注可以用语言表达出的一些特征，而那些特征只是事物最重要的

    特征中的一部分。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潜意识部分像能表达出来

    的东西一样重要，双管齐下才能做出更好的选择。

    如果你能在选择过程中排除有意识的思维的影响，有时会得到更好

    的结果。在一项支持这个结论的研究中，荷兰研究者让一些学生从四套

    公寓中挑选最好的一套。每套公寓都有一些吸引人的地方(例如“位置

    极佳”)和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难以应付的房东”)。其中一套公寓

    从客观上讲明显好于其他公寓，因为它有8项优点、4项缺点和3个比较

    中性的特点——这种组合让它优于另外三套。一些实验对象必须立刻做

    出选择，几乎没有时间去想自己的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来自直觉。另

    一些实验对象则需要花三分钟时间仔细权衡自己的选择，并且尽量评估

    所有信息，这些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做一个理性的选择。第三组实验对象

    和其他人得到的信息一样，但是他们并不能仔细考虑这些信息，因为在

    三分钟的时间里他们要同时完成另一项很难的任务。如果他们考虑了有

    关公寓的信息，那么他们就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

    研究结果很显著，第三组学生，即那些要分心完成困难工作的人，做出正确选择的人数比那组被给予足够时间思考的人要多出13。此

    外，被给予足够时间做选择的小组中做出正确选择的人数也不如那组需

    要立即做出选择的学生多。这些发现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选择的过程

    有着深刻的联系。我们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将讨论这个话题，即关于人

    们如何做选择的理论，以及他们如何让自己所做的选择在最大程度上成

    为最佳选择。

    学习“潜意识”

    事实上，潜意识思维在我们学习特别复杂的事物时比有意识的思维更加有效。更重要的是，潜意识能帮助我们做一些“有意识的思维”做不

    到的事。帕维尔·勒维克和他的同事让实验对象关注被分成了四个象限

    的电脑屏幕，一个“X”会出现在其中一个象限中。实验对象的任务是摁

    下一个按钮，预测“X”将会出现在哪个象限当中。他们并不知

    道，“X”会出现在某一个特定象限中其实是遵循了一套极为复杂的指

    令。例如，“X”不会在同一个象限中连续出现两次，“X”不会返回其最

    初出现的位置直到它至少两次出现在了其他象限中，“X”第二次出现的

    位置决定了它第三次出现的位置，而它第四次出现的位置则取决于前面

    两次的位置。人们真的能学会这样一套复杂的规则吗？

    他们能。我们知道人们能学会，这是因为：首先，实验对象在实验

    次数增多之后，摁下正确按钮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其次，当规则突然改

    变时，他们的表现会迅速一塌糊涂。然而，有意识的思维并不能让人们

    知晓究竟发生了什么。实验对象甚至都不会意识到存在这样一套字符出

    现规则，更别说确切地知道规则是什么了。

    然而，实验对象很擅长解释自己突然变得很糟糕的表现。这种情况

    可能是真实的，尤其当他们是心理学教授时(他们碰巧知道了自己在参

    与一项有关无意识学习的研究)。其中三位教授表示，他们只是“失去

    了自己的节奏”。有两位教授归咎于研究者，认为研究者在屏幕上放了

    一些分散其注意力的潜在信息。

    为什么我们不能有意识地辨识出我们学到的那套规则呢？在此，我

    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应该辨识出来呢？”最重要的是，我

    们认识到存在这套规则结构，而不是一定要用语言确切地表达出这套结

    构背后具体的规则。

    潜意识十分擅长辨识出各种结构。想象一个计算机网格包含了1000

    个像素点，其中有黑色的，也有白色的。取出那个方格的一半，然后随

    机分配这些像素点，让一些成为黑色，另一些成为白色。然后把这半个

    方格翻过来，制作成一个和其最初样子相对应的镜像图像。把这两个图像并置，你会立刻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对称关系。你是怎么看到这个完美

    的对称呢？这肯定不是经过了有意识的计算去确定是否每一个像素点都

    有和其形成镜面对称的点。如果你要通过计算得出存在完美对称，那么

    你必须计算500000次。这种计算技巧即使是现在也不可能通过计算机来

    完成。

    在你辨认出复杂结构的时候，显然没有用到烦琐的计算。观察出镜

    像是瞬间的，自动的。只要它在那里，你就不可能看不到它。如果一个

    人来问你，像素点的结构到底是什么，你可能会彻底感到绝望(除非有

    奇迹出现，这些像素点自己形成了一些十分清晰，并且可以让人明确描

    述的图形)。你的神经系统是一个被精心设计的结构辨识器。但是，我

    们对它辨识出结构的过程一无所知。

    不幸的是，我们真的极其不擅长辨识结构。我们看到了一些根本不

    存在的结构。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三部分中看到的那样，我们常常会自

    信地解释一系列随机事件发生的原因，比如那些事情是由另一个人引发

    的。

    潜意识是一把钥匙

    质数是指那些只能被1和自身整除的自然数，而欧几里得在2000多

    年前就证明了存在无穷多的质数。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常会出现“孪生

    质数”，它们之间只相差2，例如3和5、17和19。那么这种“质数对”也有

    无限多吗？这个问题在过去的2000多年中深深吸引着杰出的数学家和大

    量的数学爱好者，但人们并没有找到答案。目前，人们通过计算机找到

    的“质数对”多达3756801695685×2666689-1 个。然而，这种粗略的借助

    计算机的方式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因而关于“质数对是否有无穷

    多”的猜想便成为数学领域的圣杯。2012年4月17日，《数学年刊》收到了一位籍籍无名的数学家的论

    文，这位作者来自新罕布什尔大学，他宣称自己在“孪生质数猜想”的证

    明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位名叫张益唐的作者在其获得新罕布什尔大学

    的教职之前的很多年中，曾做过诸如会计、甚至是赛百味公司的职员等

    许多类型的工作。

    各类数学期刊会不断收到默默无闻的数学家寄来的论文，声称自己

    有伟大发现。《数学年刊》的编辑发现张益唐的论断从表面上看是有道

    理的，于是很快把这篇论文发送给了期刊审稿人。三个星期之后这篇文

    章被接受了——这在学术界是不可思议的速度，所有的审稿人都表示，文中内容是正确的。

    张益唐在论文中证明了存在无穷多个质数对，每对的两个质数相差

    都小于700000000。无论你在极其大的质数域中找到多大的数，无论它

    们的出现多么罕见，你所找到的质数对中，两个质数的差会小于

    700000000。

    数论学家宣布这个发现是“令人震惊的”。应哈佛大学的邀请，张益

    唐在哈佛大学的所在地剑桥城给一众学者做了报告。就像他的论文令审

    稿人震惊一样，他的演讲也震撼了现场的听众。

    张益唐曾花费三年时间研究“孪生质数猜想”，然而一筹莫展。有一

    天问题的答案突然跳入了他的脑海，那时他并不是在办公室苦心孤诣地

    研究这个猜想，而是坐在朋友家的庭院里，朋友家位于科罗拉多州，他

    正等着朋友一起出发去听音乐会。他说：“我突然间意识到该怎么解

    了。”

    既然潜意识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接下来费力的有意识的思维工作

    开始了。张益唐又花费了好几个月完善了这个证明方法的所有细节。

    张益唐的经历是在最高层面上解决了创造性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对于一些有创造力的人而言，比如艺术家、作家、数学家和科学家，他

    们在描述自己的作品产生过程时具有惊人的一致性。美国诗人布鲁斯特

    ·吉塞利搜集整理了一卷关于创造性过程的论文，文章的作者都是一些

    创造力惊人的人，从庞加莱到毕加索，不一而足。

    吉塞利认为：“通过纯粹的有意识的计算过程而得出的思维成果似

    乎从不会有。”他书卷中的那些论文作者几乎都会把自己描述为“旁观

    者”，不同于那种只因置身于情境中而首先见证了创造性成果产生的“观

    察者”，而这些成果也不会通过有意识的思维而产生。

    这些创造者不仅坚持认为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催生出了成果，而且他们有时候甚至都意识不到那些自己头脑中出现的一切解决问题之

    法。

    数学家雅克·阿达马这样写道：“(我能感到自己)极其突然地被一

    个外界的声音唤醒，一个我长久寻觅的解法在我没有一点儿防备的情况

    下立刻出现了……而且它与我之前苦苦追寻的一切解法大相径庭。”数

    学家亨利·庞加莱记录下来：“旅途中的那些改变让我忘了自己的数学工

    作……就在我要踏上公共汽车的那一刻，那个想法造访了我，它没有出

    现在我之前的任何一种数学思想当中，我曾经利用那套新想法去阐释富

    克斯方程和非欧几里得几何学是等价的。”哲学和数学家阿尔弗雷德·诺

    思·怀特黑德则写下：“那种头脑中被各种天马行空的猜想塞满了的状态

    可以成功地促使你归纳出事物的一般规律。”

    诗人斯蒂芬·斯彭德如此描绘：“冲撞着我内心的那一片晦暗的云一

    定在酝酿着一阵诗化的雨。”诗人艾米·洛威尔写道：“没有特别的缘

    由，一个念头就进入了我的脑海，比如‘青铜的马’。我会将马当作一篇

    诗作中的意象放在心中，我很看重它，但并不会特别地多想什么。我会

    把我保存的意象扔进潜意识里，挺像一个人把一封信丢进邮箱里。6个

    月之后，诗句就降临了，诗篇(会自动使用我储存的那些词汇)就

    在‘那儿’。”历史上那些最有创意的人如何得到最有意思的想法，你和我就应当

    如何应对我们那些世俗得多的问题，其要领是一样的。

    半个多世纪以前，心理学家诺曼·迈尔在实验室的天花板上悬挂了

    两条绳子，同时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夹钳、镊子、额外的绳子之类的物

    品。他要求实验对象将那两条绳子的末端系在一起。困难在于，这两条

    绳子相隔很远，以至于当人们握住一条绳子的时候，无法够到另一条绳

    子。实验对象们迅速想出了一些解决办法，例如利用额外的绳子连接两

    条绳子中的一条。在他们每想出一个解法后，迈尔都会说：“现在请换

    一种方法。”

    在所有解法中有一种明显比其他解法要难很多，大多数实验对象都

    不能独立想出来。在实验对象苦苦思索的时候，迈尔在房间里踱步。如

    果他们过了好一阵都没有进展，迈尔会随意地晃动其中一条绳子。随

    后，通常是在得到这个暗示后的45秒之内，实验对象会捡起一个辅助的

    物件，将它系在一条绳子的末端，让它像钟摆一样荡起来。之后走到另

    一条绳子那儿，抓住它，等着第一条绳子摆动到足够近的位置时抓住

    它。迈尔随即问实验对象是怎么想到钟摆这种方法的。他得到的回答

    有：“它就那么出现了”，“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我只是意识到，如

    果我在上面系上了重物的话，绳子可以晃动”。

    一位参与实验的心理学教授给出了特别动人的解释：“在试尽了其

    他一切方法之后，下一件事就是让它摆动。我想到了一个在摆动中渡河

    的场景。我想象着猴子在树枝间摆动。而那个解决办法几乎同时跟着我

    对猴子的想象出现了。它完整地出现了。”

    在听完实验对象的解释后，迈尔进一步追问，晃动的绳子是否对他

    们有所启发。近13的人承认那有帮助。但是，并没有理由相信这些人

    确实意识到了晃动的绳子所起到的作用。而且很有可能，他们只是觉得

    这种理论可信，并且选择了相信它。为了确认实验对象并没有对他们当

    时的想法进行真实的回忆，迈尔又进行了另一项实验，他将绳子上系着的重物旋转起来。这个提示是没有用的，没有人因为它而想到解决办

    法。对另一些实验对象，迈尔旋转了重物，不久之后，又让绳子摆动起

    来。大多数人很快想到了钟摆式的解法。然而，在被问到原因时，所有

    实验对象都认为是旋转重物帮助他们想到了解决办法，反而否认绳子摆

    动对他们起到作用。

    我们从迈尔的实验得出的结论意义深远。有意识的思维对于解决问

    题的过程是无效的，正像它对其他一些认知过程无效一样。

    “有意识思维”真的无用吗？

    我们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潜意识在解决一些特定的“有意

    识思维”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才有效。尽管潜意识可以谱出交响曲，也可

    以解决一些几个世纪都没有答案的数学问题，但它并不能算出173乘以

    19等于多少。你可以问问自己，在迷迷糊糊要入睡的时候能否算出来，也可以看看当你在第二天早上起床刷牙的时候那个乘积是否会突然跳出

    来。答案是，并不会。

    因此，我们需要各种规则——可能一些简单的法则中也包含了许多

    规则，比如乘法运算，这些规则能做到的事情，潜意识解决不了。(对

    于你我来说，是这样的。或许学者有时候不需要。)现实就是极其矛

    盾，一个四年级学生可以通过规则解决的问题，像冯·诺伊曼这样的天

    才却无法通过潜意识来解决。潜意识当然也需要根据规则发挥作用。但

    是我们目前也没有比较好的办法加以辨别，哪些规则体系需要有意识的

    思维，而哪些可以通过潜意识发挥作用，或者在一些情况下两种思维都

    能发挥作用。

    我们知道，对于给定的任务，可以通过确切的规则或者潜意识来解

    决。但是，每个人给出的解法通常是全然不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计算机科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哲学家赫伯特·西蒙，并不认可蒂

    莫西·威尔逊和我的研究，我们俩认为在人的思维过程中存在一种有意

    识的观察行为。西蒙发现，那些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边思考边把想法说出

    来的人可以准确描述出他们是如何解决问题的。然而，西蒙的例子只表

    明，人能够总结出他们解决问题时所用规则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只在有

    些时候是准确的，这和观察思考过程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有意识地解决问题时，我们会意识到以下几方面：一是我们头脑

    中特定的想法，二是我们相信的那些掌控着(或者说是应该掌控着)我

    们如何处理这些想法的具体规则，三是许多从一切正进行着的思维过程

    中输出的认知和行为。我知道乘法运算的规则，我清楚头脑中有173和

    19这两个数字，我知道必须用9乘以3，保留7，然后进上2，依此类推。

    我可以搜索在我的头脑中，哪些我知道的法则适用于我的这次乘法运

    算。但是，上述所有过程并不意味着我知道乘法运算本身是如何发生

    的。

    在我们与西蒙的对话中，西蒙实际上给我举出了一个完美的例子，即一项给定的任务如何通过潜意识的规则或者是有意识展现出的规则而

    得到执行。

    当人们首次玩国际象棋的时候，他们能在棋盘上移动棋子却无法告

    诉你他们下棋的规则(如果他们在遵循着一些规则的话)。实际上，人

    们的确在遵守一些规则。他们的技巧被称作“愚人的策略”，专家们都明

    白其中的技巧。

    随后，如果人们坚持下国际象棋，同时阅读相关的书籍，并且和一

    些高手交流，那么他们在下棋的时候就会遵循一些规则——他们自己能

    清楚意识到的，并能够准确描述出来。然而，我仍然坚持认为他们并不

    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仅仅是发现自己的行为和那些明显的规则一致，和那种他们在使用规则时所产生的想法一致。不幸的是，我们不能掌控那些复杂问题的解法如何运行。而更加糟

    糕的是，我们常常确信自己能够掌握。当一个人相当肯定自己明白正发

    生的一切，或是他认为自己没有犯你试图给他指出的错误时，要改变这

    个人进行决策的思维方式是十分困难的。

    当玩家成为真正的行家时，他们便又一次无法准确描述自己所使用

    的规则了。这部分是因为他们不再能够有意识地表述在自己技艺还不成

    熟时学到的许多规则，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他们已经在无意识中将自己

    归为大师或棋圣了。

    然而在两种情况下，我们则有可能意识到潜藏在我们判断背后的思

    维活动：

    1.我们宣称自己知道引导判断和行为的思维过程，但是我们从不说

    自己知道藏在感觉背后或从记忆中获取信息的思维过程。我们明白后一

    种思维过程超出了人的理解范围。我们会产生相当丰富的感觉和记忆，它们都是在无意识中发生的。认知过程为什么会不同呢？

    2.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为什么理解那种对我们产生作用的思维过

    程很重要呢？我们的意识要处理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它没有必要理会推

    理和行为产生的思维过程。

    我们不能直接认识思维过程并不意味着我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通

    常情况下，我们都能极其确定吸引自己注意力的最重要的刺激是什么，以及自己为什么会做出一些举动。我们明白自己调整车的行驶方向是为

    了避免撞到松鼠，我们清楚自己会在办公室捐款的主要原因是其他所有

    人都捐款了，我们知道自己对考试焦虑是因为学习得太少。

    然而，为了找到让我做出判断和行动的确切动因，我需要一个正确

    的理论。并没有一个理论说，如果有一幅画着椰子的画挂在盒子上方，我就不会欺骗别人。也没有理论表明，人们如果在教堂里投票就会更加反对堕胎，或者饥饿会让我对一名应聘者更冷酷，或者鱼腥味会让我怀

    疑自己正在阅读的东西，或者端着一杯热咖啡会让我觉得你是个温暖的

    人。那么，可以解释以上事情的理论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是否真的存在

    一些理论可以系统地说明影响我们行为的因素呢？

    如果我们拥有关于行为背后的思维过程的理论，我们便可以用其解

    释行为。事实上，在很多例子中，我们会抗拒这个过程，那样反而常常

    能获得更好的结果。然而，缺少合适的理论还是会让我们无法正确解释

    自己的行为。

    小结

    这一章展现了许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背后的意义，以下是其

    中最重要的几方面：

    不要以为你知道自己产生一些想法和行为的真正原因。我们不知道

    那些很少会被注意到的和转瞬即逝的偶然性因素可能扮演的角色，甚至

    我们经常连那些很明显的动因都辨别不出。我们为什么要以自信为代

    价，放弃正确的自我认知呢？因为，如果你无法肯定自己为什么会产生

    一些想法以及要做一些事情的真正原因，你不会做那些不能让你的利益

    得到充分满足的事情。

    不要以为他人对自己行为动机的解释比你对自身行为的解释更正

    确。我时常发现自己在告诉别人我为什么会做一些事。当我这么做的时

    候，我通常会确切地感觉到自己在对他人讲的时候掩盖了一些内容，并

    且对于我实际说出来的话应该更多地持保留态度。然而，那些倾听者却

    频频点头，似乎全然相信我说的一切。(对心理学家，我常常礼貌地提

    醒他们并不一定要相信我。不过可别试图对非心理学家这么做。)

    尽管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事后解释大致介于“可能正确”和“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之间的状态，但是我还是会相信他人的解释，上他们

    的当。有时候，我会意识到人们在编造貌似合理的解释，而不是准确地

    讲述。我真的无法告诉你我为什么总是这么容易受欺骗，然而这并不能

    阻止我告诉你要对他人所言持保留态度。

    劝告人们怀疑他人对自己行为和判断的动因解释顺便也适用于法律

    领域。人们越发意识到，证人、被告人和陪审人在法庭上的发言——无

    论是关于他们曾经的行为，还是他们认定的结论，都不可信，即使在他

    们都在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到诚实的情况下，其话语仍值得怀疑。

    你需要让“潜意识”帮助你。莫扎特似乎有一种隐秘的音乐能力。

    (如果你看过《莫扎特传》这部电影，你会发现他创作的曲谱上不会有

    来回删改的痕迹。)但是对普通人而言，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似乎需要两

    个方面的意识：

    1.一些固有规则和意识对于分辨问题中的元素十分关键，并且对于

    勾勒出问题的大致解决方案是必要的。《纽约客》杂志的专栏作家约翰

    ·麦克菲曾说过，他在正式落笔前必须先准备一份草稿，无论那东西多

    么糟糕。如果“没有草稿，你显然就不会知道如何在它的基础上改进。

    简言之，你可能在一天当中实际上花了两三个小时写作，而你的大脑以

    另一种方式，连续工作了24个小时，是的，连你睡觉时它也没停下。当

    然，这一切工作能进行都有赖于你已经有一份草稿了。除非有草稿，否

    则写作不会真正开始。”(麦克菲，2013)麦克菲也表示，另一种让写

    作进程开始的好办法是，给你的妈妈写一封信，告诉她你打算写什么。

    2.有意识的思维在你核对和完善由潜意识得出的结论时十分必要。

    那些号称解法突然间造访他们的数学家也会告诉你，确认那些解法是正

    确的需要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做有意识的工作。

    在整本书中，我要告诉你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你一定要充分利用潜

    意识免费帮你完成大量工作。我在开设讨论课的时候会给学生提供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清单，以

    作为下节课讨论的基础。如果我一直等到最后一刻才准备这些问题，那

    会耗费我大量时间，并且问题的质量也不高。一个十分有效的方法是，在最后期限之前的两三天里，我可能每天只花几分钟的时间想想什么问

    题会是比较重要的。当我最后开始认真设计那些问题时，我常会感到，我像是听到某种指令后写下问题，而不是创造出了它们。如果你是一个

    学生，请思考这个问题：开始准备一篇上交期限在结课那天的学期论文

    的正确时间是什么时候？答案是：课程开始的那天。

    如果你在一个问题上一筹莫展，那么丢掉它吧，把注意力转向其他

    事。把这个问题交给潜意识去猜测吧。当我做微积分作业时，我曾经发

    现自己总会在解题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就困在那里，无法推进。我会纠结

    在那个问题里很久，最后只好带着沮丧的情绪去看下一道题，而新的题

    甚至会比之前的题更难。这样的苦闷感觉会一直持续到我最后绝望地合

    上书本。现在来对比一下我的一个朋友在遇到难题时是如何做的。他会

    直接去睡觉，等到第二天早上再来解决问题。当然，也不是每次正确的

    思路都会跳进他的脑海里，但我还是希望，要是我在大学里就认识这个

    人该有多好。第二部分 告别沉闷的科学

    当你想到经济学家时，脑海中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画面：一位教授，或是政府官员，或是公司主管正用方程式描述各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

    值，预测来年的煤炭市场状况，或者向政府建议如何为隔夜贷款设定税

    率。关注这一类宏观经济事务的学科是宏观经济学。进行此类研究工作

    的经济学家近年来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重视。我们从诺贝尔奖获得者保

    罗·克鲁格曼的权威说法中可以明白其中原因，没有经济学家能预测

    2008年的经济衰退。(除了那个预测了9次，其中成功了5次的家伙!)

    实际上，有些批评家甚至声称，正是经济学家为投资银行和评级公司设

    计的那些错误数学模型导致了经济衰退。

    在获得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经济学家中，有两位是因为证

    明了股票和债券市场本身是理性且具有准确规律的而获奖。股票和债券

    总是在它们被出售的特定时刻体现出它们的实际价值，因此人们试图操

    控市场是不可能的。同年获奖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则证明了市场并不都是

    理性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的情绪化反应驱使，因此想通过把握

    市场时机成功赚到钱是极有可能的!(我的经济学家朋友告诉我，这两

    种观点并不是真正对立的。我一笑置之。)

    到底哪些有关宏观经济的观点是正确的，你没有必要了解得太多，这对你在日常生活中提高行动效率并没有太大帮助。不过，经济学当中

    的另外一个分支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微观经济学即是一门研究个人、团体和社会如何做出选择的学科。微观经济学家习惯于告诉我们应该如

    何做出决定。然而，无论是描述性还是阐释性的微观经济学研究都备受

    争议。在过去的100多年中，有无数的描述性选择理论和阐释性选择理

    论被提出。每隔一段时间，当这个领域中的研究者们看上去就要达成一致时，很快又会有人提出新的理论框架，新一轮争辩的战火便又重燃。

    认知科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涉足微观经济学领域导致了最近的一次

    论争。行为经济学是心理学理论及研究和新的经济学视角相结合的产

    物。这个混血儿想在传统的描述性和阐释性理论那里寻求突破。此外，行为经济学家也开始进入微观经济学领域，帮助人们做出决策。他们不

    仅会告诉你如何做出选择，还会促使环境也随机而变，这样人们便能做

    出最优选择。这听上去或许有些奥威尔式的独裁感觉，但实际上并不

    是。一些行为经济学家曾半开玩笑地把他们的事业描述为“自由家长

    制”。这些经济学家会告诉你如何决策、如何把握这个世界，让你有更

    好的选择。但是，他们不会强迫你做什么。你可以一直选择忽略他们对

    你的影响而独立决策。

    正如你期待的那样，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讨论了心理学家进入

    经济学领域之后带来的一些基本假说和理论。这里面包括我们并非始终

    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做一些选择，以及我们的行为并非是完全理性的。因

    此，行为经济学家会说，你需要一些帮助。

    第4章将向我们展现一些十分传统的关于决策和决策过程的经济学

    理论。其中列出的大部分材料已被多数经济学家接受，甚至包括一些持

    不同意见的行为经济学家。第5章则展示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决

    策的整个过程中会犯的各种错误。了解这些错误会改善你处理这些每日

    要面对的数不清的错误的方式。第6章将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解读我们

    如何决策、我们应当如何决策，以及为什么需要专家在正确方向上“助

    推”你一下。第4章 你应该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吗？

    当困难的事情(决策)出现时，我们感觉很难做决定，仅仅是因为当我们在思

    考它的时候，所有支持和反对它的理由没有同时呈现在我们的脑海中……要想解决

    这个问题，我的方法是在一张纸上列出两栏，一栏写上支持的理由，另一栏写上反

    对的理由。随后，我就以两种不同思路思考，得出不同动机的线索……支持或反

    对……我努力评估它们各自的分量，如果我发现有一条标准两边是一样的，那么我

    就会把它删除。如果我发现有一条支持的理由等于两条反对的理由，那么我会把这

    三条都删去……就这样不断寻找平衡……尽管理由的重要性无法以代数方法量化处

    理而得到准确值，但是当你去考虑每一条理由时，或者分开考虑，或者对比式地考

    量，那么整件事情便会呈现在你面前，我认为此时我们便能做出更好的判断，从而

    避免做出轻率的决定。

    ——本杰明·富兰克林

    我们可以将本杰明·富兰克林关于如何做决策的建议称为“决策分

    析”。富兰克林给出的这个详尽完整的决策分析方法，其雏形可以追溯

    到17世纪中期，当时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发明家和基督教哲学家布莱

    士·帕斯卡提出了该方法。在使用这种“期望值分析法”的时候，你需要

    列出每个选择可能导致的结果，评判它们的价值(正面的或负面的)，然后再计算每种结果会出现的概率。随后，用概率乘以价值，其乘积就

    是每种行动的期望值。接下来，你就可以选择期望值最高的那一项了。

    帕斯卡设计了后来广为人知的博弈情境来描述其决策理论：每个人

    都必须决定是否信仰上帝。在今天，我们将他的分析法的核心称作“支

    付矩阵”：

    帕斯卡博弈情境下的支付矩阵如果上帝存在，而且我们信仰他，收获就是永生。如果他存在但我

    们不信仰他，结果便是永生受到折磨。如果上帝不存在而我们信仰他，那么会有一些无关紧要的损失——大多数情况下是失去了做坏事的乐

    趣，不过这样我们就不会有伤害他人的自私行为。如果上帝存在而我们

    不信仰的话，就会产生相对而言最小的收益——放任那些犯罪带来的愉

    悦，表现得很自私。(这里顺便提一下，今天的许多心理学家会认为帕

    斯卡将“有限收益”和“有限损失”的位置放反了。实际上，你在付出钱财

    时会比得到它们更加幸福，善待他人也会让一个人快乐。但是这些并不

    影响帕斯卡支付矩阵的逻辑。)

    如果帕斯卡的矩阵是正确的，我们会为那些在上帝存在的条件下的

    可怜的无神论者感到遗憾。只有傻瓜才不会信仰上帝。然而，不幸的

    是，你并不会因为这样念叨两句就产生信仰。

    帕斯卡为此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心理学理论，今天我们称之为认知失调理论。如果我们的信仰与行为不符，则有一些

    事情需要改变：要么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行为。我们无法直接控制

    自己的信仰，但是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因为失调是一种有害的状态，因

    此我们的信仰需要贴合我们的行为。

    帕斯卡对于无神论者的描述是，他们调整自己的状态，“在做所有

    事情时都呈现出一种好像有信仰的状态，取圣水、去做弥撒等。这会让

    你信仰……你会失去什么呢？”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帕斯卡只是碰巧说对了。改变人们的行为，接着

    他们的信仰、想法也会改变。帕斯卡的决策理论大体上成为在他之后所有的标准决策理论的核心。

    成本-收益分析

    一位经济学家会坚持说，对于任何决策，无论其结果如何，你都应

    该进行可以计算期望值的“成本–收益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的正式定义

    应为，能获得最大净收益且花费成本最小的行为是你应当采取的行为。

    具体而言，一个人应该按照下列步骤来行动：

    1.列出所有可能的行动方案。

    2.确定行动会影响到的所有对象。

    3.确定行动为各方带来的成本和收益。

    4.选择你衡量方案优劣的形式(通常会以金钱作为标准)。

    5.预测在相应的时间段里每种方案的成本和收益所带来的结果。

    6.衡量这些结果出现的概率。

    7.随着时间推移，对结果打一定折扣(一栋新房子现在对你的价值

    要比20年后它对你的价值高，因为到那时你能够享受它的时间更少

    了)。这种折价的结果被称作“净现值”。

    8.进行敏感性分析，这意味着你要随时调整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得

    出的结论，因为你可能会在估计成本花费和收益时犯错误，或是错误地

    估计了某个结果出现的概率。

    当然，所有这一切听上去令人生畏，而在实际操作时可以省去或简

    化一些步骤。在生活中，一次完整的成本–收益分析会比以上那张清单展示的简

    单得多。一家日用器具公司可能需要决定是否推出一种或两种颜色的榨

    汁机新品。一家汽车公司可能需要在两种车型中决定生产哪一种。成本

    和收益比较容易计算(而估测它们出现的概率特别难)，金钱是一个明

    显的量度，折扣率对于两种选择是一样的，而敏感性分析相对而言也很

    容易操作。

    个人的决策同样也不太复杂。让我们来看看一对夫妻遇到的一件

    事，他们是我的朋友。这对夫妻的旧冰箱该换了。A选择是买一台新的

    普通冰箱，就像大多数人家中的一样，根据其质量和性能(例如制冰装

    置和冷却器)的差异，价格1500~3000美元不等。这种冰箱有一些不

    足，它们的维修记录不是特别好，并且使用寿命相对较短，可能只有

    10~15年。B选择是买一台在质量上高于普通冰箱的产品，它的品质极

    其优良，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它性能完美，维修记录很棒，而且预计

    可以使用20~30年。但是，它的售价是普通冰箱的好几倍。

    在这类决策中，计算期望值并不算难。收益和成本都很清楚，而且

    估测它们出现的概率也不太难。虽然选择对他们来说可能有些困难，但

    是我的朋友们还是很顺利地做出了选择，因为他们已经考虑了所有应当

    考虑的因素，他们评估出了成本和收益的合理数值，以及两者出现的概

    率。

    然而，还是有略微复杂一些的选择，它们包含了多种成本与收益评

    估。比如，你在考虑买一辆丰田车还是一辆本田车。如果一辆丰田车的

    整体价值为X，那么你不会买，或者说，不应该买一辆整体价值也为X

    且价格更高的本田汽车。

    好的，这是当然了(肯定会选价值相同的两者中更便宜的)。然

    而，这个选择的细节中存在陷阱。

    问题一：如何限制选择空间，即你实际要考虑的所有选择方案。谁说你一定要在丰田车和本田车之间做选择？一辆马自达汽车如何？为什

    么一定要执着于日产汽车呢？德国大众和美国福特也不错啊。

    问题二：什么时候可以终止搜集信息。你会真的考察丰田车和本田

    车的每一项性能吗？你知道这两辆车每一年的油耗是多少吗？知道这两

    辆车的相对贴旧换新价值吗？最优选择并不是真实生活中你做选择时要

    达到的实际目的。如果我们确实想优化选择，便会陷入“哲学家的驴”所

    处的困境，饥肠辘辘地面对两捆干草，犹豫不决。(“这一捆看上去更

    新鲜一点儿。另一捆似乎草量更多一些。这一捆距离更近一点儿。”)

    让我们回顾一下前面章节中介绍的赫伯特·西蒙的理论，对了，就

    是那位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心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管理学专

    家。他试图以成本–收益理论解决上述两个问题。他认为，试图让决策

    最优化往往是非理性的。这是由高速计算机借由其无限信息存储量完成

    的任务，而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可以做的事。我们的决策过程则是有限

    理性的。我们寻求的不是最优决策，而是满意策略[satisfice，是“满

    意”(satisfy)和“足够”(suffice)这两个词的结合]。我们在进行决策

    时需要根据其重要性而决定自己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这是对微观经济学

    理论的一次修正，到目前为止它都被证明是正确的，而西蒙也因此获得

    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方面，那些要花费10分钟才能决定选择巧克力味

    还是香草味的人是需要帮助的；而另一方面，也会有“结婚太急，后悔

    莫及”。

    然而，满意策略本身也存在一个问题。它作为一种规范性解释(你

    应当做什么)是不错的，但是它并不能恰当地描述人们实际的行为方

    式。人们可能在买一件衬衣时比买一台冰箱花费更长的时间，可能在比

    较烧烤架的价格时比评估按揭利率时投入更多精力。

    一个关于人们在做重要决策时投入时间极少的极端一点儿的例子

    是，大多数学者在做绝大部分重要金融决策时只会花费两分钟。当他们

    去填写自己的雇员登记表时，行政职员会问他们将如何分配退休金中的股票和债券的比例。新雇员通常会问：“大多数人都会怎么做呢？”负责

    登记的人回答：“大多数人会按五五开。”“那我也这样吧。”在过去的70

    多年里，这样的决策让那些教授们在退休后获得的收益大大减少，对半

    分配股票和债券获得的收益要比将退休金都投入股票少。(但是，请注

    意，我不是真正的金融分析师。如果你不顾我的非专业性而要听从我的

    建议，那么也请记住，有些分析师会建议在你退休前的几年，将投入股

    票中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拿出来，转而投向债券或兑换成现金，这样做的

    话，一旦在你退休时股市低迷，你的损失会小很多。)

    那么，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决定买哪一辆车比较合适呢？当然，这因

    人而异。富有的人不必思虑他们的选择，只要把那些车全都买下来!如

    果富有的人因为错误计算了概率而得到了不好的结果，他们也只是损失

    一些钱而已。不过，对大多数人而言，花费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为买车

    做一些研究是必要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极其复杂且影响很大的例子。这是我在写作本书

    过程中，发生在我的朋友身上的一件事。

    我有一个朋友是中西部一所大学的教授，他最近接到了美国西南部

    的一所大学的邀请函。那所大学希望我的朋友可以去那里创建某个医学

    领域的研究中心，我的朋友是这个领域的开创者之一。因为之前世界各

    地都没有针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心，因此相关专业的医学院学生、博士

    后人员都无处可去。我的朋友非常想促成这个中心的建立，并希望能借

    此让自己名垂青史。

    以下是一部分他需要考虑的关于这个抉择的成本和收益的项目：

    1.选择很简单：走或是留。

    2.受到影响的各方面：生活在中西部地区的我的朋友、他的妻子和

    他们已成年的子女，可能要授课的本科生，医学院的学生和博士后，全世界的人——因为我朋友的研究领域中的任何医学发现都可能是极其重

    要的，所以如果研究中心能建立，便有希望产生更多这类发现。

    3.确认我的朋友和他的妻子从这次决策中花费的成本和获得的收益

    是一件混合了很多因素的事情。有一些收益显而易见：创建一个新中心

    的激动心情，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逃离中西部地区恼人的冬天，更高

    的薪水，在学术工作状态上的一次转变。而评估这些收益中的某些项目

    的发生概率却并不容易。一些成本同样明显：搬迁的各种麻烦，行政工

    作的负担，西南部地区的夏天，离开原先珍贵的朋友和同事。那么，对

    于世界的影响呢？很难讲：没有办法知道如果换一个人来领导这个研究

    中心，他们能取得什么成果，能有多大的进展。我朋友的妻子的成本与

    收益则比较容易衡量，她是一个小说家，对工作地点的要求并不高，但

    是她从搬迁中获得的价值与各项事务的发生概率依然很难计算。

    4.衡量指标是什么呢？薪水可以用钱数来看。但是，一个有60华氏

    度(约15.5摄氏度)高温的晴朗1月和一个气温为20华氏度(约6.5摄氏

    度)的多云的1月的价值如何比较呢？如何衡量建立一个研究中心得到

    的快感和因为各项人员招募与行政管理事务带来的烦恼呢？那些各种未

    知的成本和收益呢？真的不可能衡量。

    5.如何看待折扣率？目前的薪水是合适的，但是很难讲之后的情

    况。

    6.如何做敏感性分析？除了能说大部分的成本和收益值都很大之

    外，还能有什么发现呢？

    所以，既然有这么多无法确定的因素，为什么还要把成本–收益分

    析做得这么完整呢？

    因为，正像富兰克林说的那样，经过这个分析过程你会对各种信息

    认识得更清楚，减少了做出一个草率决定的概率。但是我们也不必自欺欺人，并不是每次的决策过程都能得出一个确切的数字来指导我们怎么

    做。

    我的一个朋友曾在她要进行一次重要行动的时候使用了成本–收益

    分析。当她在快要结束那个任务之际，她不禁感慨：“天哪，这方法根

    本没用!我不得不考虑更多的东西。”看，这就是她的答案。诚如帕斯

    卡所言：“理智永远不明白我们的内心所愿。”而弗洛伊德也说过：“当

    要做一个不太重要的决定时，最便捷的方法是列出它的所有优缺点。然

    而，对于十分重要的事情，最终的决定来自一种非理智的判断，它源于

    我们内心深处。”

    我的朋友显然是跟随了内心的感觉，而理性在此退居一旁，但我们

    必须明白，即使是内心的选择也会受到外界信息的影响。一如我在前面

    的章节中指出的，那种无意识的判断需要所有相关的信息，而其中有些

    信息只能通过理性而有意识的过程产生。有意识获取的信息被添加到无

    意识的信息当中，无意识思维随后分析出一个答案再送回我们的头脑

    中。无论如何，在面对重要抉择的时刻，你还是应该采用成本–收益分

    析，之后，就随它去吧。

    机构的抉择和公共政策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讨论关于期望价值理论和成本–收益分析的一

    个大问题，类比来说，即如何比较苹果的成本和橙子的收益。对于各类

    机构，也包括政府，采用同样的标准比较成本和收益是必要的。如果我

    们可以用“人类福利单位”或“功利点数”比较成本和收益自然不错，但是

    没有人想出有说服力的方法来量化这两样东西。因此，通常我们只能用

    金钱来衡量。

    现在想一想，我们该如何用成本–收益分析来评估一个相当复杂的政策呢？举个例子，为年龄还不够上幼儿园的贫穷的少数族裔孩子提供

    高质量的日托照顾是否值得。曾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

    曼就和他的同事一起对此做了分析。与高质量的日托照顾相反的做法显

    而易见，即不采取日托照顾。赫克曼和他的团队需要分析出受到影响的

    各方，并估计一段时期之内的收益，他们最终决定将这段时期的终点定

    在这些孩子40岁。他们必须将所有成本和收益折算成金钱，并考虑折损

    率。他们不必估算这个过程中所有成本和收益的出现概率和价值，因为

    有些东西在前人的研究中已有结果。比如，因为接受救济而省下的钱，因为接受特殊教育和在学校留级的比例降低而节省的钱，那些进入大学

    的孩子的读书开销，在40岁之前收入上的增长。另外的一些项目则需要

    估算。研究者估算了给孩子提供高质量的日托照顾的成本，同时将一般

    日托照顾(或根本不照顾)的成本作为控制组，而后比较了两者，不过

    它们并没有相差太多。

    赫克曼和他的团队按照每年1.3万亿美元的标准计算了总体犯罪成

    本。这个标准则是根据美国国家统计数据中的犯罪案件数量和犯罪性质

    的恶劣程度来估算的。然而，犯罪成本的估测值是不确定的。我很遗憾

    地告诉你，国家统计数据并不可靠。对那些作为研究对象的孩子在40岁

    前犯下的罪行的数量和类型的估计是基于个人被捕记录的，这些记录显

    然不够准确。一个人在孩童期被指控，而在成人后不再犯罪，这种可能

    性的降低很难用金钱作为单位来衡量。赫克曼的团队只是简单地将那种

    可能性的价值定为0。将所有高质量日托最后会影响到的人和事物都列出来是不太可能

    的。估算出不计其数的研究对象花费的所有成本和获得的收益也不可

    能。事实上，赫克曼和他的同事在此也没罗列出所有已知的收益。例

    如，接受过高质量日托的人去吸烟的可能性更低，而这个结果对这个人

    本身和对其他人的收益(包括那些为了治疗与吸烟有关的疾病而支付更

    高保险费用的人)都很难衡量。对于在犯罪行为下的受害者，只有他们

    在金钱方面的损失能计算，而他们所受的伤痛和折磨无法计算。

    最后，我们要如何给那些参与过日托项目的人提升自尊赋值呢？如

    何给这些人对他人增加的满意感赋值呢？

    许多未知横亘在这里。然而，赫克曼和他的团队还是设法通过计算来评估了这个项目。他们计算出的收益对成本比率为8.74，意思是对于

    付出的每一美元都能获得将近9美元的回报。这对于一个有着很多不确

    定性和猜测要素的分析来说是一个相当精确的数字。我对人们未来会用

    经济学家所用的这种分析法来行事持怀疑态度。

    尽管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并不实际，但进行分析的过程真的没有

    意义吗？不，进行分析还是必要的。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敏感性分析的

    最后阶段。我们知道在极端情况下，许多数字是可疑的。比如，假设为

    避免犯罪而耗费的成本被夸大了一个数量级，然而净收益仍然为正值。

    更重要的是，赫克曼和同事排除了许多收益内容，要么是因为那些收益

    不为人知，要么是因为计算它们的金钱价值或发生概率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除了上表中列出的成本之外，再没有我们已知的比较重要的成

    本，而且我们只是遗漏了收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高质量的日托项目是

    成功的且收益很高。另外，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是影响公共政策的一种

    尝试。正像一句老话所言：“在政策博弈中，每次总是聊胜于无。”

    罗纳德·里根在1981年成为美国总统，在众多“左”派人士强烈反对

    中通过的首批法案中的一项是，所有由政府签署通过的新规定都要经过

    成本–收益分析。这项政策被后来所有的美国总统沿用。奥巴马总统下

    令要对美国所有现存的法规做成本–收益分析。负责执行该命令的政府

    官员表示，公众因此省下的钱已经相当多了。

    生命的价值

    公司和政府做出的一些重要决策事关人命。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些

    决策涉及的收益(或成本)需要计算。然而，我们应该都不会想去计算

    人的生命的价值吧？

    事实上，无论你觉得计算生命这件事多么令人厌恶，你仍然得认同，我们必须至少对人的生命赋予一种默认的价值。如果在城市的每一

    个角落都安置一辆救护车，那么就能挽救更多生命。可是，你并不会真

    想这么做。尽管花钱添置救护车可能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里每周可以

    多拯救一两个生命，但是这笔开销会被否决，因为这笔花费可能会让政

    府预算无法全力支持教育、康乐设施或其他公共福利，以及其他(除救

    护车之外)医疗卫生开支。在一个城市中，你肯牺牲多少教育的资源去

    换取合适数量的救护车呢？我们可能会明确说出这个交换的价值，也可

    能保持缄默。但是，无论最终怎样决策，我们还是会赋予人的生命一个

    价值。

    那么，一个生命的价值几何呢？你可能想在为政府机构买单的过程

    中寻得答案。美国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在2010年明确而果断地给一个

    生命赋了值——790万美元。这个数额与两年前相比跃进了一大步，2008年一个生命价值500万美元。运输部也计算出了在自己的标准中一

    个生命的价值，600万美元。

    实际上，并没有衡量生命价值的统一途径。美国环境保护署就为一

    个生命赋值910万美元(应当是在2008年时估算的)。这个数额基于人

    们为了规避确定的风险所花费的金钱数，以及公司为了让员工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