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方证对应的建立 时至东汉张仲景，作《伤寒杂病论》标志着方证对应关系的确立，这是一次诊疗思维认知的飞跃。全书行文陈列某证、有何表现、对应某方。将证从病中提炼萃取分化而出。例如：书中标题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而条文则多以：“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桂枝汤主之”。方式行文;拉开了“方证对应”这种诊疗认知思维的大幕。此时节的“方证对应”带有着绝对的先进性;体现了有是证则用是方，无是证则去是药，证以方名，方随证转的基本特征[4]。这种诊疗思维认知的建构并非偶然，而是建立在《神农本草经》与《黄帝内经》两大理论基石上的思维跃迁[5]。书中在强调方证相应的同时，也蕴含药症的对应关系。而方的功效上已经超出了原有的单味药所对应的功效的累加。更难能可贵的是仲景将“辨证论治”这一灵动变化之法记录于条文，实践在临床，谆谆教导：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1.1.3 方证对应发展 盛唐国手孙思邈继承了仲景方证对应思想，在其所著《千金翼方》中主张：“方证同条，比类相附”。将《伤寒论》中条文重新分类，相类方列于相同部分，以便习者便于学习应用。期间《伤寒论》散轶于兵火，流失因更迭。直至明赵开美得遇沈明卿宋本伤寒才能够为人所知、为世所传，为清初大家柯琴发展“方证对应”奠定基础。柯琴在其伤寒论注中强调：“证以方名，方随证附”及“合此证即用此汤”形成了以方证为主，汇集六经，各以类从的研究方法。而徐灵胎则在此基础上又提出：“见证施治，与仲景之意无不吻合”在其著述《伤寒类方》中将仲景方分为12类，先出主方，再论主证后附类方与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