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前期干预研究进展(1)
[摘要]糖尿病尤其是2型糖尿病患病人数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增加，给社会及家庭带来沉重负担，基于2型糖尿病危险因素的认识，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展了针对糖尿病前期的干预研究，其中包括生活方式干预、药物干预，本文通过对几个大规模糖尿病前期干预研究的分析，总结成果，分析问题，以更好的发现该领域研究未来的规律。
[关键词]糖尿病前期；生活方式干预；药物干预；中医药
[中图分类号] R58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3)09-39-05
随着社会发展带来的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糖尿病患病率逐步升高，其带来的负担已经超越单纯的医疗问题而成为我国政府和人民面临的一项重要社会问题。我国一项在2007年6月～2008年8月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共纳入46239名成年人(≥20岁)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糖尿病患病率为9.7%，糖尿病前期患病率为15.5%，其中有约61.7%的糖尿病男性患者和59.8%的糖尿病女性患者之前未曾得到诊断，而城乡差别显著，这表明，我国仍然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糖尿病流行阶段的早期，而随着我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及城市化的发展，这种形势将更为严峻[1]。基于此，降低糖尿病发病率已经成为我国医护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而综合分析国内外多项关于2型糖尿病预防的研究发现，在糖尿病前期采用生活干预方式、药物预防方式均可延缓甚至阻止糖尿病前期向2型糖尿病的发展[2-3]。
1 干预对象的筛选
基于现实考虑，对所有人群进行筛选是无法实现的，目前主要针对的是对糖尿病高危人群的筛选。CDS发布的2010版《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4]中认为，年龄、家族史、饮食、社会环境等因素是2型糖尿病的危险因素，该版指南相较于2007版指南[5]对糖尿病高危人群的筛选标准更加详细、严格，其中肥胖标准由07版BMI≥28修改为BMI≥24，更增加了男性腰围≥90 cm，女性腰围≥85 cm的标准；血脂异常则改为HDL-C≤30 mg/dL及TG≥200 mg/dL；增加了有一过性类固醇诱导性糖尿病病史者及BMI≥30 kg/m2的PCOS患者。值得注意的是，2010版指南
增加了严重精神病和(或)长期接受抗抑郁症药物治疗的患者这一危险因素，显示了精神因素的重要性，亦应为2型糖尿病发生发展的一项独立危险因素[6]。在2010版ADA指南[7]尚包括了HbA1C>5.7%、患有多囊卵巢综合症等危险因素。在筛选方法上，无论CDS指南还是ADA指南都推荐使用FPG及2 h OGTT，ADA指南也将HbA1C纳入了筛选标准， HbA1C检测不必隔夜空腹进行，检测HbA1C使筛查更方便，但是HbA1C易受到其他诸如种族、某些疾病因素影响[8-9]，另外，较高的费用、检测仪器标准化等因素，限制了HbA1C标准推广。
2 糖尿病前期的干预
糖尿病前期即糖调节受损(IGR)，包括空腹血糖调节受损(IFG)和糖耐量减低(IGT)及IFG伴IGT三种类型[10]。我国目前所采用的WHO(1999)糖尿病诊断标准[4]：FPG在6.1-<7.0 mmol/L、2 h PG<7.8mmol/L即为IFG，FPG<7.0 mmol/L、2 h PG 在7.8 mmol/L-<11.1 mmol/L即为IGT，2003年ADA将IFG下限切点下调至5.6 mmol/L，扩大了糖尿病高危人群的范围。2010版ADA指南[7]中首次以“糖尿病危险增高类型”(categories of increased risk for diabetes)代替了“糖尿病前期”(Pre-diabetes)这一概念，增加了HbA1C 5.7%～6.4%这一标准，“糖尿病危险增高”这一概念客观的描述了在本阶段向糖尿病、正常血糖的两种转归。IFG和IGT不仅是糖尿病的危险因素，更有研究证实这两者同样增高了患心血管、神经病变的风险[11-14]。
2.1 生活方式干预
2型糖尿病是复杂的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5-16]。目前2型糖尿病的遗传因素尚未完全认识清楚，而高热量饮食、缺少运动、肥胖等早已被证实是2型糖尿病的发生的主要环境因素，通过对生活方式的进行干预来预防2型糖尿病的可行性在多个大型研究中已被证实[17-20]。
我国1986年开展的大庆糖尿病预防计划是国际上最早开展的生活方式干预IGT的研究之一，该研究从110 660名参与者中筛选出577名IGT患者，随机将这577名患者分为对照组、饮食组、运动组、饮食+运动组[21]。对照组不进行特殊干预，仅予饮食和运动知识教育；饮食组则限制其每日总热量摄入为25～30 cal/kg，其中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及脂肪的摄入分别占总热量的55%～65%、10%～15%及25%～30%；运动组则通过增加活动量来进行干预，要求增加的活动量要大于1～2个运动单位/d；饮食+运动组则综合上述运动组、饮食组的干预措施。至1992年，进行了6年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结果对照组、饮食组、运动组、饮食+运动组糖尿病发病率分别为67.7%、43.8%、41.1%以及46.0%，与对照组相比，饮食组、运动组、饮食+运动组等强化干预组分别降低糖尿病发生率33%、47%和38%，各组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P<0.05)，而各干预小组之间无显著差异。强化干预组与对照组相比，糖尿病的发生率降低了51%。在其后为期20年对该研究参与者的随访研究中发现，干预组的糖尿病累积发病率为80%，对照组累积发病率为93%，与对照组相比，20年后干预组仍可降低43%的发病率，证明干预停止后20年仍有效[22]。大庆研究是世界上首次严格随机分组的糖尿病预防试验，在国际上首次证明生活方式干预可以有效预防糖尿病，同时该研究也证实了生活方式干预对大血管以及微血管病变有积极影响[22-23]。, 百拇医药(赵洪彪 陈清光等)
[关键词]糖尿病前期；生活方式干预；药物干预；中医药
[中图分类号] R58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3)09-39-05
随着社会发展带来的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糖尿病患病率逐步升高，其带来的负担已经超越单纯的医疗问题而成为我国政府和人民面临的一项重要社会问题。我国一项在2007年6月～2008年8月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共纳入46239名成年人(≥20岁)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糖尿病患病率为9.7%，糖尿病前期患病率为15.5%，其中有约61.7%的糖尿病男性患者和59.8%的糖尿病女性患者之前未曾得到诊断，而城乡差别显著，这表明，我国仍然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糖尿病流行阶段的早期，而随着我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及城市化的发展，这种形势将更为严峻[1]。基于此，降低糖尿病发病率已经成为我国医护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而综合分析国内外多项关于2型糖尿病预防的研究发现，在糖尿病前期采用生活干预方式、药物预防方式均可延缓甚至阻止糖尿病前期向2型糖尿病的发展[2-3]。
1 干预对象的筛选
基于现实考虑，对所有人群进行筛选是无法实现的，目前主要针对的是对糖尿病高危人群的筛选。CDS发布的2010版《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4]中认为，年龄、家族史、饮食、社会环境等因素是2型糖尿病的危险因素，该版指南相较于2007版指南[5]对糖尿病高危人群的筛选标准更加详细、严格，其中肥胖标准由07版BMI≥28修改为BMI≥24，更增加了男性腰围≥90 cm，女性腰围≥85 cm的标准；血脂异常则改为HDL-C≤30 mg/dL及TG≥200 mg/dL；增加了有一过性类固醇诱导性糖尿病病史者及BMI≥30 kg/m2的PCOS患者。值得注意的是，2010版指南
增加了严重精神病和(或)长期接受抗抑郁症药物治疗的患者这一危险因素，显示了精神因素的重要性，亦应为2型糖尿病发生发展的一项独立危险因素[6]。在2010版ADA指南[7]尚包括了HbA1C>5.7%、患有多囊卵巢综合症等危险因素。在筛选方法上，无论CDS指南还是ADA指南都推荐使用FPG及2 h OGTT，ADA指南也将HbA1C纳入了筛选标准， HbA1C检测不必隔夜空腹进行，检测HbA1C使筛查更方便，但是HbA1C易受到其他诸如种族、某些疾病因素影响[8-9]，另外，较高的费用、检测仪器标准化等因素，限制了HbA1C标准推广。
2 糖尿病前期的干预
糖尿病前期即糖调节受损(IGR)，包括空腹血糖调节受损(IFG)和糖耐量减低(IGT)及IFG伴IGT三种类型[10]。我国目前所采用的WHO(1999)糖尿病诊断标准[4]：FPG在6.1-<7.0 mmol/L、2 h PG<7.8mmol/L即为IFG，FPG<7.0 mmol/L、2 h PG 在7.8 mmol/L-<11.1 mmol/L即为IGT，2003年ADA将IFG下限切点下调至5.6 mmol/L，扩大了糖尿病高危人群的范围。2010版ADA指南[7]中首次以“糖尿病危险增高类型”(categories of increased risk for diabetes)代替了“糖尿病前期”(Pre-diabetes)这一概念，增加了HbA1C 5.7%～6.4%这一标准，“糖尿病危险增高”这一概念客观的描述了在本阶段向糖尿病、正常血糖的两种转归。IFG和IGT不仅是糖尿病的危险因素，更有研究证实这两者同样增高了患心血管、神经病变的风险[11-14]。
2.1 生活方式干预
2型糖尿病是复杂的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5-16]。目前2型糖尿病的遗传因素尚未完全认识清楚，而高热量饮食、缺少运动、肥胖等早已被证实是2型糖尿病的发生的主要环境因素，通过对生活方式的进行干预来预防2型糖尿病的可行性在多个大型研究中已被证实[17-20]。
我国1986年开展的大庆糖尿病预防计划是国际上最早开展的生活方式干预IGT的研究之一，该研究从110 660名参与者中筛选出577名IGT患者，随机将这577名患者分为对照组、饮食组、运动组、饮食+运动组[21]。对照组不进行特殊干预，仅予饮食和运动知识教育；饮食组则限制其每日总热量摄入为25～30 cal/kg，其中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及脂肪的摄入分别占总热量的55%～65%、10%～15%及25%～30%；运动组则通过增加活动量来进行干预，要求增加的活动量要大于1～2个运动单位/d；饮食+运动组则综合上述运动组、饮食组的干预措施。至1992年，进行了6年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结果对照组、饮食组、运动组、饮食+运动组糖尿病发病率分别为67.7%、43.8%、41.1%以及46.0%，与对照组相比，饮食组、运动组、饮食+运动组等强化干预组分别降低糖尿病发生率33%、47%和38%，各组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P<0.05)，而各干预小组之间无显著差异。强化干预组与对照组相比，糖尿病的发生率降低了51%。在其后为期20年对该研究参与者的随访研究中发现，干预组的糖尿病累积发病率为80%，对照组累积发病率为93%，与对照组相比，20年后干预组仍可降低43%的发病率，证明干预停止后20年仍有效[22]。大庆研究是世界上首次严格随机分组的糖尿病预防试验，在国际上首次证明生活方式干预可以有效预防糖尿病，同时该研究也证实了生活方式干预对大血管以及微血管病变有积极影响[22-23]。, 百拇医药(赵洪彪 陈清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