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开诊所没那么容易
自2019年4月全国十个城市开展促诊所发展试点以来，已有一年有余。记者了解到，医生对于这项政策，有的热情很高，有的心存顾虑，开诊所的医生也遇到一些困难，可谓方兴未艾，喜忧参半。
鼓励政策接连出台
自2013年开始，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发文，提出支持和鼓励非公立医疗发展，允许在职医生多点行医的政策；2015年，国务院提出医保、土地和税收等政策要向非公立医疗机构倾斜；2017年，国务院又发布了确保社会办医、非公立医疗机构稳定发展的政策；2019年4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联合发文，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10个城市开展诊所备案管理试点，鼓励在医疗机构执业满5年、取得中级或以上职称的医师，全职或兼职开办专科或全科诊所，同时也鼓励不同专科医师组成合伙制医生集团，开办联合诊所。
2020年9月初，非国家诊所试点城市太原市也出台《太原市促进诊所发展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山西一家三甲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医生，因为感到晋升空间小，想开一家私人诊所。恰巧赶上新政策出台，申请条件放宽，他果断辞职，跟几个朋友投资开了一家口腔诊所。因为周围居民知道王医生是从大医院出来的，技术好、经验丰富，再加上去医院流程繁琐、效率低，纷纷慕名而来，王医生的诊所开得很红火，收入也很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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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夏术阶表示，鼓励公立医院医生开诊所能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调动医生利用更多时间为大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从许多国家的经验来看，医生诊所是基层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生诊所打的都是医生个人品牌，接待的多数是周围居民，这会激励医生提高服务质量，进而赢得更多病人和好口碑，这也是提高收入的保障。
现实困难束缚手脚
“医生执业灵活度越来越高，但真正的‘自由’没那么容易!”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一位张医生告诉记者，他爱人是皮肤科医生，早有开诊所的想法，但最后还是放弃了，因为很难平衡医院和诊所的工作，辞职风险又太大。张医生表示，他身边的同事对这个政策感兴趣的不多，日常医疗工作加科研任务已满负荷，根本没精力开诊所，也没有资金支持。
夏术阶说：“公立医院坐诊的医生说白了是‘上班族’，而开办诊所后，无疑是一种创业行为，即使政策放松，创业本身也绝非易事，融资规则、风险评估、租房装修、组建团队、制定考核激励机制等，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前期的投入动辄就要上百万，必须精打细算。” 目前，医生诊所主要集中在对大型检查设备依赖度小、更能发挥医生专业优势的科室，如口腔科、儿科、妇科、中医科、内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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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莺医生在2013年从北京协和医院辞职，决心开办全科诊所，但因申办手续受阻而一度搁置。她说，尽管开诊所的政策放宽了，但实际过程并没那么顺利，可查到的具体规定有限，更多细致要求只有办的时候才知道，比如不能在饭店、幼儿园旁开，且不同部门规定会随时调整。张强医生集团是国内备受瞩目的由医生创办的医疗连锁服务机构。对于去年的新政策，张强表示，进门容易，进门后难。以上海为例，诊所建设期间政府不干预，但如果没按行业标准建设，完工后可能要返工。
此外，山西的王医生表示，病人从哪来，为什么来，是诊所能否运转下去的关键，“因为前几年莆田系医疗机构的恶劣影响，大众对私人医疗机构的印象普遍是乱收费、诱导消费等，患者只认大医院，培养患者的信任需要时间。” 长期以来，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严重依赖大型医院，《2018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底，国内医院数量总计3.3万家，其中非公立医疗机构约2.1万家，但非公立医疗机构服务的患者只占患者总数的1/5，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增多并未充分发挥分诊作用，“看病难”仍未缓解。夏术阶表示，公立医疗机构、社区医疗机构和私人诊所本应是互补合作关系，但现在是抢病人的竞争关系，这与分级诊疗机制不完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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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系统应各司其职
鼓励医生办诊所还在探索阶段，夏术阶说，目前，医生开办的诊所规模多数都比较小，尚未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如何创造更好的条件，让医生更愿意开诊所，让公立医院更放心让医生开诊所，还需不断改进。
简化医生开办诊所的程序。进一步完善政策信息公开化制度，使医生在申办之前就能对各项政策细则有全面的了解，不同部门的规定需要建立衔接统筹机制，尽量简化办理流程。
加快配套政策和规定的完善。比如对大家普遍关心的医生与原所在公立医院的关系问题，不论是兼职还是辞职，怎么打消医生和医院双方的顾虑，能够理顺机制和利益关系，需要地方政府、医院管理者和医生共同商榷。
建立三甲医院、社区医院与诊所的对接机制。在一些发达国家，不同医疗机构解决患者不同的问题。患者先到社区医疗机构看家庭医生，解决大部分慢病、多发病问题，不能诊治的，由全科医生(家庭医生)转诊到专科医生诊所，遇到疑难重症或诊所没有的复杂检查，再转诊到大医院诊治，大家各司其职。只有各医疗机构发挥各自优势，才能让医疗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服务患者，这需要国家下更大力气统筹。▲, 百拇医药(李珍玉)
鼓励政策接连出台
自2013年开始，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发文，提出支持和鼓励非公立医疗发展，允许在职医生多点行医的政策；2015年，国务院提出医保、土地和税收等政策要向非公立医疗机构倾斜；2017年，国务院又发布了确保社会办医、非公立医疗机构稳定发展的政策；2019年4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联合发文，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10个城市开展诊所备案管理试点，鼓励在医疗机构执业满5年、取得中级或以上职称的医师，全职或兼职开办专科或全科诊所，同时也鼓励不同专科医师组成合伙制医生集团，开办联合诊所。
2020年9月初，非国家诊所试点城市太原市也出台《太原市促进诊所发展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山西一家三甲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医生，因为感到晋升空间小，想开一家私人诊所。恰巧赶上新政策出台，申请条件放宽，他果断辞职，跟几个朋友投资开了一家口腔诊所。因为周围居民知道王医生是从大医院出来的，技术好、经验丰富，再加上去医院流程繁琐、效率低，纷纷慕名而来，王医生的诊所开得很红火，收入也很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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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夏术阶表示，鼓励公立医院医生开诊所能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调动医生利用更多时间为大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从许多国家的经验来看，医生诊所是基层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生诊所打的都是医生个人品牌，接待的多数是周围居民，这会激励医生提高服务质量，进而赢得更多病人和好口碑，这也是提高收入的保障。
现实困难束缚手脚
“医生执业灵活度越来越高，但真正的‘自由’没那么容易!”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一位张医生告诉记者，他爱人是皮肤科医生，早有开诊所的想法，但最后还是放弃了，因为很难平衡医院和诊所的工作，辞职风险又太大。张医生表示，他身边的同事对这个政策感兴趣的不多，日常医疗工作加科研任务已满负荷，根本没精力开诊所，也没有资金支持。
夏术阶说：“公立医院坐诊的医生说白了是‘上班族’，而开办诊所后，无疑是一种创业行为，即使政策放松，创业本身也绝非易事，融资规则、风险评估、租房装修、组建团队、制定考核激励机制等，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前期的投入动辄就要上百万，必须精打细算。” 目前，医生诊所主要集中在对大型检查设备依赖度小、更能发挥医生专业优势的科室，如口腔科、儿科、妇科、中医科、内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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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莺医生在2013年从北京协和医院辞职，决心开办全科诊所，但因申办手续受阻而一度搁置。她说，尽管开诊所的政策放宽了，但实际过程并没那么顺利，可查到的具体规定有限，更多细致要求只有办的时候才知道，比如不能在饭店、幼儿园旁开，且不同部门规定会随时调整。张强医生集团是国内备受瞩目的由医生创办的医疗连锁服务机构。对于去年的新政策，张强表示，进门容易，进门后难。以上海为例，诊所建设期间政府不干预，但如果没按行业标准建设，完工后可能要返工。
此外，山西的王医生表示，病人从哪来，为什么来，是诊所能否运转下去的关键，“因为前几年莆田系医疗机构的恶劣影响，大众对私人医疗机构的印象普遍是乱收费、诱导消费等，患者只认大医院，培养患者的信任需要时间。” 长期以来，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严重依赖大型医院，《2018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底，国内医院数量总计3.3万家，其中非公立医疗机构约2.1万家，但非公立医疗机构服务的患者只占患者总数的1/5，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增多并未充分发挥分诊作用，“看病难”仍未缓解。夏术阶表示，公立医疗机构、社区医疗机构和私人诊所本应是互补合作关系，但现在是抢病人的竞争关系，这与分级诊疗机制不完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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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系统应各司其职
鼓励医生办诊所还在探索阶段，夏术阶说，目前，医生开办的诊所规模多数都比较小，尚未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如何创造更好的条件，让医生更愿意开诊所，让公立医院更放心让医生开诊所，还需不断改进。
简化医生开办诊所的程序。进一步完善政策信息公开化制度，使医生在申办之前就能对各项政策细则有全面的了解，不同部门的规定需要建立衔接统筹机制，尽量简化办理流程。
加快配套政策和规定的完善。比如对大家普遍关心的医生与原所在公立医院的关系问题，不论是兼职还是辞职，怎么打消医生和医院双方的顾虑，能够理顺机制和利益关系，需要地方政府、医院管理者和医生共同商榷。
建立三甲医院、社区医院与诊所的对接机制。在一些发达国家，不同医疗机构解决患者不同的问题。患者先到社区医疗机构看家庭医生，解决大部分慢病、多发病问题，不能诊治的，由全科医生(家庭医生)转诊到专科医生诊所，遇到疑难重症或诊所没有的复杂检查，再转诊到大医院诊治，大家各司其职。只有各医疗机构发挥各自优势，才能让医疗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服务患者，这需要国家下更大力气统筹。▲, 百拇医药(李珍玉)